2021-4-9 | 农村卫生论文
内容与方法
1.内容
主要包括宁夏固原县、云南镇雄县和四川康定县少数民族地区的106个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的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从医年限、职业资格取得情况等，近两年参加培训的情况如培训的次数、时间、内容等以及培训效果等。
2.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调查村卫生室固原县29个、镇雄县30个、康定县40个。发放问卷106份，回收99份，有效率为93%；对村医进行现场访谈。
3.资料收集与分析
采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采用SAS9.1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统计推断。
结果
1.村医基本情况
1）年龄及性别比 ：综合3个地区的基本情况来看， 106名村医中25岁以下者占2%； 25~34岁者占27.1%； 35~44岁者（占37.9%）； 45岁以上者（32人，占32.3%）。处于35~44岁者，人数最多。其中男性71人（占67%），女性35人（占33%），男女之比为2.03：1。女性村医所占比例虽然超过初级卫生保健中女医生数至少占30%的要求，但是33%的比例也相对较低。
2）工作年限、学历及职业资格取得情况 ：按到2005年底，全国应有10%的乡村医生接受专科以上的高等医学教育，其余的乡村医生应具有中专学历或水平咱2暂来看该类地区远没有达标，见表1。
2.村医培训工作的现状
1）培训人次和人员数 ：近2年的培训中共有429人次参与，调查对象中有20人参加过一次培训（占20.2%）；有32人参加过2次（占32.3%）；有32人参加过3次培训（占32.3%）；有7人参加过4次培训（占7.1%）；有8 （占8%）人未参加任何培训。未参加培训的8人。见表2。
2）培训内容和形式 ：有67人（占74.4%）接受了以公共卫生为主的培训，传染病相关基础知识的培训（10人，占11.1% ）；健康保健相关培训（8人，占88.9%）；仪器使用及其他（3人，占3.3%）；参加医疗业务培训的只有2人，占2.2%。培训的形式主要以短期培训为主（48人，占51.6%），交流或研讨会（3人，占3.2%）；进修（42人，占45.2%）。
3）培训的层次与经费来源 ：运用SAS软件，以wilcoxon秩和检验检验本单位培训和上级培训两组的培训率有无差别。结果前者的平均秩次为39，后者的平均秩次为84.131 579，双侧 P?0.000 1，按琢 =0.05的检验水准，可以认为两组的培训率有差别，且后者（上级培训）远高于前者（本单位培训）。且云南镇雄县上级单位的培训达到72人占92.4%。四川康定县虽然上级培训占88.2%，但是笔者人为这是由于其总体培训数太少，且没有本地培训，培训层次单一造成的，所以不能作为其培训层次分布合理的支撑。见表3。
4）培训效果 ：运用SAS软件对三地的培训效果进行Kruskal-Waillis H秩和检验，卡方值为7.914 1，P =0.019 1小于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三地对村医的培训效果有差别。而云南镇雄县村医培训效果的自我评价中提高非常明显者70.6%，远高于其他两地。笔者认为这与上级组织的培训占其总培训量比例相比其他两地较高有直接关系。见表4。
讨论与对策
1）西部民族地区村医队伍存在学历偏低的问题，急需在职培训
《2000~2010年乡村医生教育十年规划》中要求，到2005年底，全国应有10%的乡村医生接受专科以上的高等医学教育，其余的乡村医生应具有中专学历或水平咱2暂。 3个地区被调查村医中无一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村医中具有中专和高中学历的比例为65.6%，与要求中90%的水平相差甚远。还有少数村医无任何医学背景或者无任何学历。特别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的差距尤为明显，四川康定县被调查村医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全县的76.9%，而在宁夏固原县和云南镇雄县则分别为院 3.7%和6.7%。所以特别需要培训。
2）现有培训的力度不够，效果参差不齐，有待大面积提高在被调查村医中认为培训主题合适者占75.3%；认为培训形式适宜者占52.2%；但认为培训次数过少者占57.1%，只有35.2%认为培训次数合适。在近两年组织的培训中，一次都未参加的占8%，其中固原县为3.4%、镇雄县3.2%、康定县15%。参加一次的占20.2%，参加两次和三次的都分别占32.3%，参加过四次培训的占7.1%。其中参加三次培训的三地分布为院固原31%、镇雄66.7%、康定7.5%。可见同为西部民族地区但是由于交通、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相对落后的康定县与其他两县差距依然较大。
3）培训经费来源都以上级培训单位为主，经费仍然是乡村医生培训的瓶颈所在在现有的培训中，三地都以上级单位组织的培训为主，但由于培训的内容、形式和次数不满足村医的需求，导致部分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的村医自付费用参加培训。在被调查对象中宁夏固原县的乡村医生有7人自付费用参加培训，占该地培训总人数的13.2%，云南镇雄为8人，占该地培训总人数的10.5%。但由于经济、地理因素和民族风俗的差异，四川康定县除上级单位组织和支付的培训外，并无自身支付费用参加培训的村医，加之上级组织的培训相对于其他两地就更少，所以这一地区乡村医生接受的培训力度远不如其他两地。
4）由于该类地区地域广泛，不同地区间在培训相关措施上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培训效果：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在宁夏固原县对村医每月培训两次，有村医谈到效果较好很实用，且每半年考核员次；云南镇雄县的村医每月培训至少2次效果较好，但由于经费困难，培训多数是当天来回，时间短而内容多；四川康定县情况则较为复杂，一些经济情况稍好的乡镇有定期对村医的培训，但在经济相对落后、地理环境较恶劣的民族乡则没有定期培训，有部分村医谈到6年培训过1~2次，每次培训3~5 d，培训效果差。
建议
基于上述现状分析，针对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医生培训可采取以下对策院
1.建立覆盖该类所有地区的村医定期培训机制：一方面要结合当地民族情况、村医的培训需求及国家有关要求，加快建立该类地区乡村医生定期培训制度和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充分高效的利用有限的资源。另一方面，各级相关部门应结合民族政策和国家政策，因地制宜，在政策方面对民族地区适当倾斜。对村医培训应给予更多的经费和人员、物资上的支持，降低其培训费用负担，逐步改善村医待遇，稳定西部民族地区的村医队伍，构筑扎实的初级卫生保健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