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高等教育
一、印尼高等教育法人化和市场化的演进
1.早期相关改革政策法规的出台
尽管印尼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但高等教育自治改革从未停止过。早在1996年的第3个高等教育长期发展战略时期（1996-2005年）一揽子高教政策改革就已经开始实施，并明确提出改革的第一阶段应达到：1）通过富有活力的模式来应对剧烈的外部环境变化；2）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学科关联性作为高等教育发展参照的根本依据；3）提升社会的应变能力和促进社会的公平［2］。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印尼教育加速了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的自治能力。同时，印尼政府希望重点大学通过自治能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培养高质量的毕业生方面被寄予厚望。1999年6月，印尼政府针对高等教育发布了两条重要的法令（61号令和62号令），61号令涉及对高等教育机构管理的调整，62号令明确提出要把公立大学转变为一个合法实体，即法人。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确定了以“质量、自治、责任、认证和评价”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5个主题，它被誉为印尼高等教育管理“新的范式”。
2.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从中央集权逐步走向高校自治
相比东南亚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印尼的高校正不断地朝着更大范围的自治方向发展。为了实现“新的范式”，政府挑选了一些著名的公立高校作为改革试点。从2000年至2005年间，大学自治运动改革尽管存在大量的问题但还是取得了重大突破。改革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组织机构调整和民主化的发展。在新的管理结构中，大学不再直接向教育部负责，而是向一个董事会负责，董事会代表着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其中的代表有来自政府、参议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团体（包括教师和学生）和社会的相关人士。2001年底，万隆技术学院新校长成为第一个不是政府任命而是由董事会选出的印尼公立大学的校长，2002年3月、8月、9月加扎马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万隆农业研究所的负责人都分别由它们的董事会选出，任期5年。通过体制的改革，大学和政府之间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变，尽管教育部的手中对大学仍有较大的权力，但高等教育机构的改制毕竟已迈出实质的一步。
3.实行有条件特许入学的学费自律政策
印尼政府实行公立高等学校改制为国有化法人大学法令，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公立高等学校的资助。该法令被认为是政府在减轻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责任，因而受到人们普遍的批评。在印尼，人们对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认可度特别高，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更偏爱公立高校，从中也可以看出公立高校的质量高于私立高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3.11%的公立高等院校，却有63.70%的高中毕业生申请入学；在2007年，只有27.49%的学生被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公立高等院校只能满足31.97%的学生高等教育需求［1］。这些数据显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选择公立大学是一个奢求。因此，公立大学的入学更具严格和竞争性。对于改制为法人化的大多数公立大学来说，学生学费的支付比私立大学高得多。迫于自身经济的压力，法人化的大学诉诸一个确定的百分比入学定额给来自于高收入家庭子女。如在2004年颁布国有法人化大学政策之后，其中一个法人化大学试点单位———万隆技术学院，每年只接受来自政府提供的20%的业务费，其余部分的资金来自研究开发项目（45.5%）和学生的学费（8.3%），这就使得万隆技术学院盘算着如何弥补它的近27%的经费缺口。如同其他法人化大学一样，一个解决方法就是采用给那些没有通过国家入学考试，但能够支付高学费的学生以入学的机会。在万隆技术学院的一个物理技术程系，有10个指标就以每个225万印尼盾的费用提供［1］。学费自律政策印证了高等教育把有形和无形的资本私有化，从而使高等教育产品和机会彻底商品化了。
二、印尼高等教育改革特点
1.实行国有高等教育机构法人化
1999年6月，印尼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国民教育多元化政策，其中就包括把4所印尼古老而享有胜名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私立化［3］，即把万隆技术学院、印度印西亚大学、加札马达大学和万隆农业研究院等转制为国有法人化，之后其他公立大学也不断加入到这个名单内，其中包括泗水技术学院。但高等教育机构国有法人化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反响，其中有关市场化和法人化的争论点是：1）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是否公正；2）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显减少；3）是否过度商业化。来自社会上大多数批评及反对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法人化增加了低收入家庭孩子进入高等教育的经济负担。
2.高等教育经费由政府主导走向来源的多元化
在向法人化实体转变的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大学经费的改革。公立大学经费根本性改变必须经过目前的国家预算法和相关规则的详细审视，不能随意更改。直到今天，来自中央政府的经费被投放在特定的项目（即专款专用）以及常规预算（DIK）和发展预算（DIP），怎么取得和使用都是有相当严格的条款规定。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更多的只是充当一个资金的代理机构角色，并基于毕业生的总数而不是学生的入学人数去构建一个资金使用体制。除了政府经费外，大学还可通过其他途径，如通过咨询和与企业的合作等获得收益。例如1990年，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开始执行本科教学质量、本科教育发展和研究生科研教育等几个计划，通过竞争性方式（如项目招标等）给高等教育机构拨款，旨在促使其提高办学效益，同时也要求高校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统上，政府不对私立高等学校拨款，但近些年来，印尼国家教育部普通教育委员会也开始探索如何对私立高等学校进行投资，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公、私立高等学校在同一平台上竞争高等教育经费，进一步淡化公、私立高等学校的边界［4］。与先前完全由政府资助的大学不同，国有法人化的高等院校要为自己寻求资金谋求发展，不过大多数资金主要来自学生和他们家庭提供的学费。
3.关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2008年12月17日，印尼政府宣布扩大教育私立化的范围。同时政府也意识国有法人化法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又试图通过教育法来进行规制。教育法特别提出提高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条例规定：“教育机构应筛选出不低于新生的20%的人数，这些人具有高的学术潜能但支付不起学费。”此外，根据对高等教育的承诺，政府加强了对公立大学的资助力度，其中资助金额占它们运作经费的50%。如万隆工学院，国家50%的资助将基本满足国有法人化大学的需求，从而避免大学因财政的压力去寻求其他的资金来源。最后，教育法特别强调所有教育机构都是非营利的运行机构，学生的学费不能超过大学的1/3的开销。尽管教育法关注到对法人化法的主要批评，但与法人化法一样，教育法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先前提到的3个主要话题（即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不公平，政府减少了对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促使公立大学过度商业化），并认为还忽视了3个潜在的问题，即如何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需要、强调学术标准的需要及追求高等教育价值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