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教育研究
教科书发展的黄金时期：成就与表现
我们把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约属于第二、第三两个发展阶段）看成是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尽管有些夸张，但并不无理。
（1）教科书发展黄金时期广狭之分所谓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有宽泛和精确之分。宽泛之言，伴随着新式学堂课本的出现，一直往下走，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约在1897-1926年之间，可称之为黄金30年。精确一点说，这个黄金时期大约在1904-1923年之间，从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的产生，到奠定了现代学制基础的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出现，约20年黄金发展时间。我们持宽泛说，因为我们很看重在1904年现代教科书出现之前几年的学堂自编课本（以1897年南洋公学课本为标志），这可视为现代教科书的萌芽与启动时间，也看重1922年新学制后多种相应教科书的全面完成时间（1926年前），所以粗略的认为是30年，提出“黄金30年”的概念［5］。事实上，当今教育研究界特别是教育史学界，普遍公认南洋公学在我国教育史上的多项开端意义，也比较看重到1927年的教育发展时期。比如，熊明安、周洪宇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2001），就将“壬戌学制”的推行实验期定为1921-1927年。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1997）把1915-1927年定位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时期。台湾学者陈启天著的《近代中国教育史》（1979），将1919-1927年划分为“新教育运动时期”。均说明这一时期在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与独特价值。
（2）教科书黄金时期的成就、影响与表现在教科书的黄金年月里，三大成就一大影响一大表现尤显辉煌。成就一，传统旧经典教材被逐出了新学堂，教科书对教材取得全面胜利，新式教科书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年时间里，新式教科书体现出了对旧教材的极大优势。“四书五经”等在传统教育里不可撼动的经典教材，是可以“修之于己”，但很难“传之于人”的文本［6］。所以，在1903年新学制颁布、新学校普及、新课程实施以后，这种不分科、不分年级，不顾教与学、只重灌输的旧教材已经暴露出它的不适应性，理论上它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新学堂教材继续存在的基础。即便旧学人也不得不承认，新教科书注重方法“，使人一见而能”，此为过去所无，所以即便需要学习传统经典，也应该按新教科书编之。这相当于明确承认新教科书要优于旧教材［7］。基础不存，开读经课等各种抵抗均无济于事了。一味灌输的传统旧教材敌不过按照西方教育学理论构建的关注教、也关注学的新教科书。旧教材被取代已经水到渠成，大势所趋了。到《最新教科书》出现时，在文本意义上真正统一了教与学的、以“教科书”全面命名的狭义教科书全面登场，完成了由纯粹的教本、读本向教学结合的教科书文本的转型，传统广义的教材不得不迅速退出。成就二，白话文与文言文决裂，教科书全面使用白话文。白话文的使用，使得现代教科书以摧枯拉朽之势得以普及。没有海量教科书，任胡适等知识分子如何呼号呐喊，白话文的普及都可能是非常缓慢的。同理，没有白话文，现代教科书就不可能那么通俗易懂迅速大规模被大众接受。尽管今天普遍认为白话文的倡导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但事实上最早推动白话文实践的是教科书。最突出的是上海彪蒙书室。早在19世纪末，这家规模不大的书室就编印了大量小学白话教科书，在晚清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研究者认为是清末民初白话教科书贡献最大的两个人物与机构之一［8］。
1903年开始，彪蒙书室编写出版白话读本蒙学丛书，包括《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外国白话史》系列等，据统计，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以白话编写的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9］。事实上，由于西学中的科学教科书的传入，一些学科门类、一些科学公式、一些科学名词、一些科学符号在中国传统教材文本中很难呈现（试想一下，英文教科书或化学分子式要被中国传统文本的竖排方式理想地呈现出来有多么艰难），所以，白话文及其排版很早就在以量取胜的部分教科书中出现了。到1922年学制，所有教科书使用白话文。反过来，白话文也正是借助于教科书的流传而被广泛接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就三，建立了教科书最重要的制度———教科书审定制，理性地对待国定教科书，从而使之成为示范性或判例性的典范，为后来的教科书使用创设了榜样。当教科书大量涌现后，清学部首开教科书审定之风，民初教育部并没有让这一教科书事业中最重要的制度断裂，而是不断完善之。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审定蔚然成型，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最重要的是，尽管晚清学部自己编撰了国定本教科书，但在听取多方意见后，并没有（或有所顾忌）一意孤行地以政治与权势强行让自己的课本进入课堂，更没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否定民间教科书的存在空间。中央学部没有赋予自己费尽苦心编写的国定教科书以使用的特权，而是依市场法则，高度赋权给地方、学校、校长和老师，把教科书选择权交给他们，质量优先———这一做法开了限定国定本教科书的权力空间的先河，明确了国定本不是垄断本的思路，保障了教科书的多样化局面，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这一优良传统对后来民国教科书制度都有重大影响与约束，有限的几次国定本也是在这一权力限定中展开的。进入全面抗战后，尽管这一非常时期需要统一教材，但中央政府在编撰好教科书后，也并没有指定某一家出版机构（包括中央自己的官方出版机构）来专营教科书，而是由多家出版机构共同完成。在三大直接成就之外，黄金时期教科书的间接影响更加深刻和广泛。最突出的影响表现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上。19~20世纪之交，救国图存的全民精神，求新维新、变革变法的国家追求，使得中国历史的进程到了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时刻。一批最不能遗忘的教科书诞生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场景，演绎了一幕思想大启蒙知识大传播科技大普及的历史教育剧。一本本教科书促进了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传播了各种新思想、新学术，启民智、新民德，在思想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孩儿。我们有理由认为，20世纪前期之所以是中国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思想活跃、流派纷呈的时期，之所以是社会变革大起大落的时期，这是与输入思想准备舆论的新式教科书的大规模传播密切关联的。仅以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为例就可窥见一斑。章开源先生曾经为戊戍变法的失败找原因，提出“：百日维新是幸逢其时而不得其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