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素养教育教学论文
一、身体视域中的劳动价值
对于学生来说“，生产性身体”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劳动的身体，也就是劳动教育的问题。中央教科所徐长发研究员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发展脉络。建国初期，借鉴了解放区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制度，举办了各种工农教育学校与机构。1953 年到 1957 年，开始借鉴苏联教育模式，要求加强劳动教育与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1958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强调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教育部随之明确规定初、高中需增设劳动科。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劳动技术教育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1978 年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 1993 年之后素质教育对劳动教育的肯定，使劳动技术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和建国初期及随后一段时间内高调宣扬的劳动教育相比，当前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表现得尤其“低调”，以至于在很多学校难见劳动教育的痕迹。虽然2001 年启动了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实施劳动技术教育［6］，但劳动教育并没有受到一些学校足够的重视，劳动技术教育也开展得不够理想。学校教育与劳动的疏远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担忧，并对此话题展开深入探讨与激烈争论。担忧与论争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劳动的特殊意义。劳动除了可以“安顿”学生之浮躁外，还可以促使认知的转型、情感的丰富和美感的产生。
1. 劳动中的身体投入与心灵的宁静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与经济增长方式中的“虚拟”权重不断增加，刺激着人们以创意与冒险的方式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生产机制中的无处不在的竞争与分工消解了人际关系中的亲密感，越是人多的地方“孤独”感愈发强烈。在上层意识领域，“宏大力量”的召唤开始变弱，人群的离散性持续增强，公众目光从集体意识转移到个体利益和诉求之上，形成了光怪陆离的个体生活“怪象”。由生产和生活图景构成的认识局面随之发生根本改变：连续感、整体感、普世感、集中感、永恒感与崇高感被逐步解构，人们只能以片段化、局部化、本土化、分散化与庸俗化的视角诠释周围的世界。总之，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机制、意识形态、认识范式与文化心理等现状不断地生成“驿动”的生活图景，浮躁与急功近利弥漫到各个领域，实在感、稳定感与充实感的“机会成本”不断加大。在马克思的世界观中，劳动创造了人与社会、是人与社会之本质体现，身体存在的本质就是自觉自愿地裹挟着自身“冲入”到劳动中去，以此区别动物的肉身存在———劳动的身体就是“人”的身体。当代人群浮躁感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丧失了“劳动精神”，疏远了劳动而且体会不到劳动之德、劳动之美和劳动之愉悦。在布迪厄的身体研究中，社会划分以符号化形式作用于身体，引起身体资本而使其参与了社会阶层的区分。工厂、作坊、实验室、田间和地头等“生产性”场所常被理解为低端场所，其中的工作者被认为是身体资本化程度较低的“蓝领”或者“农民”。人群涌向能够促使身体高度资本化的工作场所，而这种场所往往镶嵌着巨大的压力与高度的控制，常常在制造紧张与胁迫感的同时炮制出漂浮与失落感。与这些场所盛行的心理困惑相比，低端劳动场所中身体的投入暂时终止了意识中的各种纠结，更容易让人们满足，内心更为踏实与平静。
2. 劳动中的身体投入与认识的转型
“如果没有拟人说，人类将难以在世上立足。假设人们彻底地抛弃拟人说，世界至于我们将变得比任何一位神?更为陌生。因此拟人说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最根本的反应方式：它是人类在建构其自身、建构其世俗组织及神?系谱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性力量。”［7］“拟人说”的本质是以人的形象来描述人以外的宇宙与社会。在原初社会，人类无法忍受“未经勘定”的世界，因为那样只能让人们置于无尽的未知和黑暗，因而人们将世界和社会构想成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从熟悉的身体结构组成推衍出陌生的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也就是所谓的“体现逻辑”。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知识观的变化，这种朴素的认识论开始逐渐被那些可计测之物，如数据、线条、符号、代码、指数等所取代，但“拟人论”并没有彻底退出认知领域，而是广泛存在于语言、文学、艺术之中，悄悄蜷缩在思维深处，默默发挥着作用。这种由奥尼尔所提出的身体摹状认知策略与我国学者提出的“体知”具有相同的意蕴。“体知”是杜维明先生在 1985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建构儒家特色的知识论，即“默会之知”或“身体之知”———一种“无法用命题性语言来表达”的认知方式［8］。学校教育中的认识过程主要是模拟知识发现的过程，具有高度符号化与简约化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困惑与抗拒。劳动教育增强了认识的自然性、生活性、实在性、鲜活性，赋予学生体知的机会：学生以自己所熟悉的身体形象、身体组织结构、身体的远端近端、身体功能等为认知中介，以联想、类比、隐喻、拟人的方式拉近陌生的世界并对其进行分类、组织与演绎。按照分析哲学的观点，在人文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很多领域，存在着难以用语言准确表达的地带。我们可以通过身体感觉的综合能力去把握它们，却无法充分准确地用语言描述它们。劳动中的体知使学生有机会发现符号化知识中受“语言的界限”过滤的部分，从而获得更加完备的知识体系。
3. 劳动中的身体位移与情感生成
赵立行教授在《忧思现代文明的另类视角———读理查德•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一文中，深刻分析了桑内特关于建筑与身体 / 文化之间的关系［9］。在桑内特剖析视角中，希腊以降的城市发展史和身体形象（器官）紧密联系，身体形象（器官）分别对应着人类历史上城市理念和类型。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代，人们以“声音”和“眼睛”来参与城市生活、塑造城市形象，并通过城市形象规训身体行为。希腊人注重声音，因而公共集市、公民大会场、普通居民的房顶，都是聆听和发出声音的地方。开放、易于沟通、便于声音传播是一切建筑的设计基础。在声音的召唤中，希腊人更加关注集体和城邦的利益，体现出一呼百应的公民精神。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更注重眼睛，因而罗马建筑往往注重中心、一致与秩序。无论是万神殿、竞技场还是被罗马征服地区的城市，都体现出对眼睛的驯化，以此将威严、永恒、秩序的观念浸透到人们内心。查德•桑内特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劳动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物质空间与人类情感具有隐秘的联系：“置身”广阔空间中的人群渴望接近与交流“，置身”封闭拥挤空间中的人群感到疲劳与烦躁“；置身”公共空间的人群会倾向于开放与接受。劳动中的身体位移就是将身体置于不同的空间环境之中。在敞视的、封闭的、安静的、拥挤的、整齐的、凌乱的、神圣的、世俗的劳动空间中———极目远望、贴身观察、低头沉思、环顾四周、正襟危坐、挥汗如雨、诚心正意、自由穿行会在身体的空间抛入与空间信息的反作用中生发各种不同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