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传播学论文
一、５０年代中期，《新闻学译丛》对“大众传播学”的最早引进
“传播”一词渊源甚早，据新闻传播史家考证，“传播”一词至今已有１４００年以上的历史。据《北史•突厥传》云：“以敕有司，肃告郊庙，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这当是中文“传播”一词最早之语源。而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我国新闻学者却把“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把“大众传播媒介”翻译成“群众交通机构”，或“群众思想交通工具”。１９５６年初到１９５７年６月，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曾经开展过短期的新闻改革活动。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的领导下，走在新闻改革的前列。１９５６年３月２０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新闻学译丛》第一期出版（５月３０日再版）。１９５６年，该刊共出三期；到１９５７年６月止，又出了两期，前后共出五期。《新闻学译丛》１９５６年第１期（３月２０日出版）首载《编者的说明》云：“《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因此，第一期的内容，译载了苏联联共（布）中央有关报刊的文件。《新闻学译丛》１９５６年第２期（６月５日出版）除继续译载苏联报刊社论、联共（布）中央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苏联新闻事业概况等资料外，还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内容，包括《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纸和报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等译文。
《新闻学译丛》１９５６年第３期（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出版）起，开始引进“大众传播学”的概念。该期刊登的由刘同舜翻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一文中，他首次将“大众传媒”及“大众传播工具”译成“群众交通机构”云：“（美国的）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他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战前，美国消费者在四万家群众交通机构方面花了２５亿美元，相当于该年总消费数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单是广告费这一项，‘消费者’向‘群众交通’企业的支出已年达６５亿元之巨。”［１］６１－６７《新闻学译丛》１９５７年第１期（１９５７年３月５日出版）刊载的由郑北渭翻译的《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语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译作“群众思想交通”。他还在该译文中云：“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他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他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功能）之一”。
几乎在同一时期，王中在其《新闻学原理大纲》（写作于１９５６年９月至１９５７年初）中，最早将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译为“大众传播”。他说：“美、日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总称为大众传播（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见《王中文集》第３８页）。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新闻学原理大纲》被当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中宣部图书资料组编的《新闻界反右派斗争资料汇编》第二辑（１９５７年１０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
二、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及《世界新闻事业》对引进“公众传播”及“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１９５７年６月《新闻学译丛》停刊，２１年之后的１９７８年７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继承《新闻学译丛》的传统，又创刊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该刊第一期首载《编者的话》云：“本刊将有重点的译载和介绍反映外国新闻事业情况和动向的材料、新闻学论文和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等，为本系师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资料。这些资料较大部分译自资本主义和苏修集团的书刊，政治观点和新闻观点是反动的，有些事例和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只能供读者参考，请勿公开引用。”该刊初为不定期出版，后为季刊，小３２开本。刊物装帧简陋，而内容丰富充实，每期１００页左右。１９７９年第４期达１８０页。该刊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出了两期。到１９７９年初到９月又出４期，前后共出６期。主编舒宗侨，后由郑北渭继任主编。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出版１９８０年第１期（总第７期）。该刊也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内部发行。１９８０年９月，《世界新闻事业》出版第三期（总第九期）后停刊。
从《外国新闻事业资料》１９７８年７月创刊，到１９８０年９月《世界新闻事业》停刊，这两个刊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又先后刊登了不少介绍、评论“大众传播学”的文章。如《外国新闻事业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１期第１０页开始刊登郑北渭翻译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该文摘译自美国华伦•Ｋ•艾吉等著《公众传播工具概论》，认为“公众传播有四个方面需要我们研究：公众传播者，信息或讲话内容，传播渠道，被传播对象即观众或听众。”基于此，该文主要阐述了“公众传播工具的意义”、“公众传播工具”的种类、对“被传播对象”（即读者、听众和观众）的一些调查，等等。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刊登陈韵昭翻译的《公众传播研究》。该文摘译自美国埃德温•艾默里等著《公众传播概论》（１９７１年版），主要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公众传播”、“公众传播有哪些类别”，包括对“读者群的研究”、“读者、观众、听众的研究”、“编排的研究”、“舆论的研究”、“内容分析”、“宣传效果的研究”、“对宣传人员的研究”、“创造性的研究”等等内容。同期还刊载了陈建德、欣文宪摘译的《菲律宾大学公众传播学院教学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