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政治外交
理论逻辑和关键变量
一个民族国家何以与国际体系形成互动?国际关系领域的三大理论范式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钥匙。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单元主要是民族国家,结构是以不同方式排列和组合的单元在互动中产生的结果,国际体系结构一旦形成,就“刚性”地影响国家行为,国家行为随着体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华尔兹的体系结构论主要强调体系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揭示结构会鼓励那些符合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和惩罚逆规律而动的行为,但它并非绝对的“结构决定论者”,因为“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1〕可见,它没有否认系统单元的活力。华尔兹理论寓意的体系结构与单元间因果关系的双向性质,为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合理的注脚。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体系层面的理论,同样被认为是沿着结构主义的思路去观察国际关系世界,〔2〕但与结构现实主义视权力结构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不同,新自由主义是将国际制度当作制约和影响国家行为的独立变量。基欧汉的制度需求论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有利于摆脱囚徒困境;可使理性国家知道如何权衡利弊,如何在国际制度的框架内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国家需要国际制度,以降低无政府状态下的冲突,加强合作取向。但制约和影响所有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国际制度,却有赖于能够对规则和惯例等的遵守情况互相进行监督的行为体来形成并维持。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单元间的互动关系同样具有解释力。以温特为首的建构主义研究的重心是体系观念结构对国家行为体身份的建构及其对行为的作用。温特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国家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是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身份,身份界定了国家利益,而利益决定了国家行为。但是,正是行为体之间不同的互动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体系文化,即观念性结构。以上三大理论清晰的分析框架和简约的理论阐释,从不同层面勾勒了结构与单元的双向活动,为我们理解国家与国际体系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逻辑,也为本文分析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关系做了理论铺陈。
那么,国际体系如何转型?关键因素何在?华尔兹认为,系统的排列原则、单元的特定功能和单元间能力的分配,组成了国际体系的结构。〔3〕但在同类单元和无政府状态的排列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国家间的能力分配才是具有分析意义的体系结构变量,“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4〕既然体系结构随着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国际结构是根据其一时期主要的政治行为体———无论是城邦、帝国还是民族国家———来定义的”,〔5〕那么,大国实力的变化尤其是体系内主导大国的兴衰就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新现实主义者吉尔平在讨论国际政治变革时也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主要发生在“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革”上。“系统性变革”是指“统治某个特定国际体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的兴衰变迁”;〔6〕“互动的变革”则指国际体系中行为者之间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是各种进程的变化。但“系统性变革”决定“互动的变革”,这即是说,影响国际体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是“系统性变革”即国际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帝国或霸权国的兴衰变化。这里不难看出,新现实主义把“大国格局”作为考察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并习惯用“极”的概念来描述对体系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单元,即大国。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基欧汉则强调国际机制对于国际体系稳定与变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7〕国际机制是国际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处于国际制度结构的核心位置。奥兰•扬认为,尽管在制度的创立和维持之中存在着主导权(领导权)之争问题,但从本质上看,任何国际制度都是一个对等的、自由支配的国际机制。〔8〕对国际机制的分析基本反映国际制度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建构主义理论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了国际社会的共有观念也是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9〕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结构,文化使权力具有了意义,而无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还是康德文化通常是由共有观念建构的。〔10〕共有观念是体系中行为体之间实践性活动的建构。文化变,则身份变;身份变,则利益变;利益变,则行为变。〔11〕观念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及成员的行为模式,因此,共有观念也是我们考察体系转型与单元互动关系的重要层面。以上可见,大国格局、国际机制和共有观念分别代表了三大理论范式的核心话语,它们是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变量。当然,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综合性标志,涉及多个内在要素的变化,但大国格局、国际机制、共有观念对于分析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最具说服力。一方面,中国伴随着大国格局的变动、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共有观念的建构而崛起;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又推动着国际体系诸多方面转型的进程。
大国格局演变与中国崛起
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国政治。大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决定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在结构现实主义那里,国际体系的结构与特征主要由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决定,只有大国的数量及大国能力分配的变化才会带来国际体系的实质性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大国格局发生了从“两极对峙”到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再到目前“一超走弱、多强易位”〔12〕的重大演变,而中国崛起与大国格局演变相互促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极格局式微,美苏两大国开始从对抗转为缓和。由于长期争霸造成实力消耗,加之外交困境,苏联大国地位衰落。戈尔巴乔夫在推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谋求与美国在军控、外交等事务方面对话与合作。而里根政府为从根本上扭转美国实力下降的颓势,也需要缓和同苏联的对抗以避免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由此,美苏关系缓和就成为两极格局瓦解的先声,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底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寿终正寝。两极格局从根本上说,是美苏两超在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实力对抗,正如华尔兹所言:“世界之所以成为两极,从来不是因为有两个集团彼此对立,而是因为集团领袖具有超强的实力。”〔13〕然而,即使在两极格局兴盛的20世纪70年代,多极化趋势已显端倪,除欧洲、日本独立自主倾向外,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也成为削弱两极格局的因素之一。苏联崩溃导致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做出调整,当世界呈现“一超多强”的力量态势时,中国作为“一强”赫然矗立在新的大国格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