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体育
虽然在大跃进时期，国家体委制定的《体育运动十年规划》提出：“从1958年起，到1967年至，全国省辖市以上公共性体育场地将由1957年预计达434个，发展到1023个。省辖市以上城市均将具有可供竞赛用的体育场地一个以上”[5]，但从表2来看，这一时期体育场馆的建设数量是最少的，其规划目标并未完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跃进运动严重影响了体育场馆的建设。改革开放前我国共新建大型体育场和体育馆261座，加上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体育场和体育馆，截止到1978年我国共有体育场和体育馆287座[6]。从表2来看，在1960年以前，我国体育场和体育馆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建设高峰期，从1956年到1960年，平均每年新增体育场和体育馆17座，几乎是改革开放前平均每年增长量的2倍，但体育场和体育馆的高速增长因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运动而骤然停止。
改革开放前促进体育场馆供给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体育场馆的供给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建设高峰期，促进我国体育场馆供给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劳卫制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为全国体总第二次会议的召开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朱德同志也题词：“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1954年初党中央批转了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54年中央体委正式颁布《劳卫制》，1955年开始在全国推行[8]。党和政府的重视以及《劳卫制》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运动的开展，运动训练和竞赛广泛开展，各地为改善和提高运动训练与竞赛的条件，积极兴建体育场地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与供给，各地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建了规模较大的体育场或体育馆。
2）体育场馆建设原则的明确
由于建国初期，国家财政较为紧张，可用于体育场馆建设的资金有限，但各地建设体育场馆的积极性又非常高。因此，在1954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央体委联合召开的全国职工第一次体育工作会议上荣高棠副主任提出：“基本建设，很难普遍照顾，只能着重在几个重点城市进行体育场地的修建，要求各地应掌握：（1）因陋就简，尽量利用自然条件修建一般的运动场地供群众活动；（2）和各地青年团配合发动青年义务劳动修建场地；（3）运用各方面力量进行建筑，如工会文教费，各产业部门补助等”[9]。荣主任在省市体委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上海、江苏等省市积极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如上海市团市委会同体委，在1954年7月到10月，动员了三万七千余名青年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利用部分休假时间，轮流参加修建江湾体育场。1960年四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计划统计工作会议上，在总结大跃进以来体育计划统计工作的成绩中，提出在体育场地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贯彻体育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采取了大中小结合、国家投资和地方自筹、土洋结合、体育部门修建和各系统自建结合的办法[10]。通过这两次会议，明确了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原则，总结了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力地促进了体育场馆的供给，如1959年建成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是由北京总工会投资建设的。此外，1969年各地在成立革委会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开始把体育表演和群众性的体育比赛作为庆祝活动的重要内容，促进了各地体育场地的修建，1972－1974年间修建露天的灯光球场风靡一时，三年间平均每年修建261个[11]。
改革开放前体育场馆供给的主要特点
1）体育场馆规模大
体育场馆规模大是这一时期体育场馆供给的一个主要特点，各地基本上都建了规模较大的体育场馆，作为当地体育、文化和大型聚会的主要场所。体育场的规模一般在数万平方米以上，即使部分县级体育场至少也能容纳万人以上；体育馆至少能容纳数千人。如1959年新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一座新型的综合性的体育场。体育场共占地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8万平方米，它的中央是一个能容纳8万观众的中心运动场；在中心运动场开台下面是一座四层的楼房，最低一层是各个项目的练习活动室，在二、三、四层，可容纳1500名运动员住宿，还有供700多人同时进餐的餐厅。于1968年在北京建成的首都体育馆内设18000个观众席位，可进行多种比赛。
2）体育场馆供给主体表面多元实质单一
改革开放前，各地体育场地设施主要由体育部门兴建，截至到1978年，我国体育系统共新建体育场和体育馆261座。为打破各地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严重依赖体育部门的现实，国家体委在1960年四月召开的全国体育计划统计工作会议上，提出在体育场地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贯彻体育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采取了大中小结合、国家投资和地方自筹、土洋结合、体育部门修建和各系统自建结合的办法。故在当时的国家体委就已经有了体育场馆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实践和体育场馆供给社会化的思想。因此，在改革开放前，教育系统和其他系统也修建了部分体育场馆，自1949年至1978年教育系统和其他系统分别兴建体育场馆112座和27座。从上述数字来看，我国体育场馆供给主体表面上看应是多元的，既有政府又有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但从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供给的体育场馆的经济成分来看，他们的经济成分主要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投资也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只是把不同部门和渠道的财政资金用于修建体育场馆。这表明改革开放前体育场馆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政府应是实质意义上的体育场馆供给主体。
3）体育场馆供给方式以政府直接为主
从体育场馆的供给方式来看，这一历史时期的体育场馆以政府直接供给为主，志愿供给也积极参与了这一历史时期体育场馆的供给。私人供给和市场供给由于当时特定的经济体制，无法参与体育场馆的供给。这一历史时期，虽然体育场馆供给采取政府直接供给方式，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府财力有限，因此，在当时的政府直接供给模式下，政府积极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团员自愿参与体育场馆建设，在五台山体育场的建设过程中，南京市有数千名共青团员长期义务参加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