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宗教文化论文
《牧师书简》书写于１９１１至１９１４年期间，其所标示的历法各一，如“壬子阴历”、“大汉元年”、“主后一千九百十一年”、“中华民国元年”等。部分日期不详者，据其内容可以判定是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如“（自流井）［巡］防军反正，掠井而去，四路同志会于是源源来井，统领都有２４人，兵卒难以其数”，“赵次帅（赵尔丰，四川总督）于冬月初三日被杀”。《牧师书简》具有数量庞大、内容翔实、特色鲜明、可信度高等特点，这批档案的主体是英美会各个站点的布道、教育等事工，其广博而翔实的佐证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和修正以往基督教史研究中因中文文本不足而存在的错漏与缺陷；因其内容中还涉及历史转折时期的川省状况，亦可管窥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民生等。
乡土社会对于“洋教”由排拒到接纳的佐证
清末民初，随着一批基督徒成为中央及地方首脑，使“西学”在中国的声誉，“西教”在国人的观感，“西人”在社会的地位，无一例外地都在发生提升、逆转和巩固的情况，一度带来了教会人士所视为“伟丽的传道机会”。通过对《牧师书简》的发掘与研究，则以翔实的史料呈现出值此变革之际，川省民众对“洋教”的态度转变和“心门”的开放。正如手稿中所书写的，１９１１年夏，川省保路潮起，“因路事风潮，各地扰乱，暴烈骤起，演成一大战事”，在川教会骤然陷于停顿和瓦解之地步。１２月底，西教士大多远避沿海，川省各地的教徒则“如群羊遇烈虎之唬，惊惶四窜”，如威远、自流井、新繁等地的福音堂，为了“避祸”而取下牌匾，有人还在教堂内卖“叶子菸”，一些华籍传道或归桑梓，或避异乡，或另寻别业。在此时期，川西及川南出现了排外反教风潮。一有风潮发生、异样变故，牧师即要求信徒来函说明，华员亦迅即报告，并寄来告示、揭贴。现摘录其中一二：崇邑（今崇州）四周，风潮甚重，仇杀日日更多。
再者，有红灯教四起，并言打教堂、杀教民，现将崇义铺天主堂烧了，烧了数家，伤了数人。又闻温江吴家场，已将天主教房子烧了。（新繁）各处风潮胜重，匪人胜多，说的是保清灭洋，做的是要杀外国人并奉教人、打教堂，此事重大，请牧师向外务司说明各处风潮，要扎饬各县知事出示加意保护，不然恐生非常之事。经历了半年多的惶恐，由于政府的保护条令，以及民众对基督教态度的微妙变化，给予教会以发展的机会。早在反清起义期间，保路同志军就有过“保教安民”的口号，四川军政府成立以后更是叠出保护教会的告示，遍贴于各地城乡，以各地来函为证：如井研县“知事出有［告示］保护教堂，并外务司及都督均出有保护告示”，威远县城乡贴有都督、民政司、外务司、罗伦等保护教会的告示］。５月中，启牧师接报自流井福音堂受到惊扰，立刻复函：“军人来堂，说要杀奉教的人，可惜咯。这宗无知的人，这样说要加害于我们信徒，更要加害与国家与政府，跟到（四川方言，立刻之意）报信与领事府官，请他转达外务司，或者要他一张保护教会的告示，贴在自流井。”随后，华员又来函催要保教告示：（威远）县有都督、民政司、外务司、罗伦等，都出有保护教会的告示，而自贡等处毫无一张，生不知上头或发否，也不知该处的公事人将告示压了、或烧了，请医生费心清查，以免各支堂的信徒灰心，受谣言的煽惑。……再请医生费心，会领事转达各公司有关系教会之告示下来，请送各会堂粘贴各支堂门首晓谕，以免无知的人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又除公事人仇教弹压。
四川反正后，大汉军政府、蜀军政府以及四川都督府，对教会均抱以亲善态度，一些新教教徒还担任过政府要职，如杨少荃（公谊会信徒）就曾担任外务司副司长，以至于有华员提出，“请医生费心面会杨少荃商量，定要由军政府派一个有力量的民政到自井，才能治理得太平。”时局趋于稳定，教会工作也渐次复兴。４月，华籍传道均回归本堂。５月，英美会学堂已有３８所复学。６月，西教士也陆续返回四川，办理传教与学堂的事务。在复兴的过程中，从各地传来的消息，“今年甚是兴旺”、“教会大有奋兴之情形”等词语溢于言表，“教外人怦然欲动”、“教外人民闻道欲动”的景况，更令中外人士为之陶醉：当此天演淘汰之世，支那更新之期，真所谓天国近了之旨意；现在有本书，能可帮人信道，就是叫《中国革命记》，内中有孙逸仙先生信道受感之事，生想此书布道，恐怕比福音小说要多售些。……何不嘱华英书局的工人翻印几百本出来，若是能翻此书，生暂定百本。各地的教会情形，均胜往年：泸州：鼓楼街及大荒市医院两处支堂，开设演说时，坐满一堂，而堂外皆有人喜欢站听。重庆：现在重庆教会有点兴旺，前清秀才，或是学堂教员，并官立学堂学生都来学习真道。
教会“西学”在乡土社会的发展与境遇
英美会在四川素以教育发达而著名。其初级教育（初等／高等小学堂），经多年的布局和扩充，到１９１２年时已“遍设于城市乡镇”，与官办学堂成对峙之势。《牧师书简》以丰富的史料文本，将该会学堂的布局设置、教育模式及教学内容做了系统的呈现，其中有关民众对教会学堂的热衷以及对教会“女学”的抵制，则是新近发现的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对于教会兴学，该会人士认为“学堂亦是教会辅助之源”，并称“学堂不开，教会断难兴旺”。
四川“反正”后，鉴于百废待新，英美会议决在１９１２年度，仅恢复初等学堂，并要求各校需“收足学生”方可复办。然而，各地却出现了济济盈庭的“大喜之气”，据《牧师书简》可判知其原因：一是教会学堂免费入学的吸引力，二是教会学堂不输于官立学堂的师资，三是本地未办或停办了官立学堂。面对蜂拥而来的学生，威远、仁寿、彭县、荣县等地纷纷求告，请求增拨人力、加添财力。仓促之下，启牧师建议可采用征收学费、捐款助学等方式，并下令道：“学生有多，不如把天分好的一起留到，天分不好的不收”。“学生多了，把勤快的抽出来留到，把蠢的辞退。”据《牧师书简》资料显示，该会各学堂均依照“华西基督教教育会”所颁布的课程标准，科目有修身、国文、地理、作文、讲经、读经、呗经、算学、英文、格致、历史、体操、音乐、习字等。所聘教员多为师范生，且须为教内人士，如教友、学友、听友、信友等，“各校当请会中教绅，须以性质纯洁，及热心圣道，学识高尚者教授，免阻福音前途膨胀之效力。”学堂的教育方式，游离于传统书院与近代学堂、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既要求背读福音书、圣经问答，也要求读三字经、背四书，如彭县海窝子学堂一天的功课：早临呗书数道，写字毕即讲《孝经》，稍息整列，赞颂祝福，放学；午后来堂，熟读温书，外呗书二道；微歇，教员讲论《国文》，分句解释使学生易知，拟题必借古男女名目，功烈不外忠孝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