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经济学教育论文
注重“长利”的思维路径
通读韩非的文集，不难发现，韩非是非常重视“长利”的，有时他也将之称为“大利”。统计下来，“长利”和“大利”出现在韩非文集中的次数多达21处，其中“长利”6处，“大利”15处。不管如何称谓，两者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即韩非要求统治者和民众不要太短视，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到更长远的利益，这就要求人们能够理性地区分“长利”与“短利”，“大利”与“小利”，并能正确地取舍。
不过，韩非对于普通百姓的这种理性的存在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他的“长利”观更多地是围绕其法治观点而讲给君主听的。我们可结合其人性论来细细分析。韩非对于人性的看法很是冷峻客观，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了人求利避害的本性：“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第十四》）（以下有关《韩非子》的引文均出自此书）；“人情皆喜贵而恶贱”（《难三第三十八》）；“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五蠹第四十九》）；“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心度第五十四》），可见，韩非眼中的人“德性”成分缺失而“自然”成分十足，类似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每个人都为了争取最适合自己生存的舒适环境而努力，在这种前提下，喜贵恶贱、喜利恶害、喜佚恶劳、喜富恶穷、喜安恶危等选项自然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在《备内第十七》、《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等章节中，他还列举了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来说明人“挟自为心以自利”的特点：国君以权位诱使大臣为其打理国事，大臣出卖自己的智力和勇力来获取一定的地位与俸禄；父母和孩子因为彼此的简薄而互相埋怨；医生不嫌弃病人肮脏为患者吮吸伤口之脓血、做棺材的工匠希望天天都有人死掉、后妃和太子希望君主早死、地主为庸客提供美食和丰厚待遇、庸客深耨且熟耘、不遗余力地为地主效力等行为的指向只有一个———利益。“求利之心”成了“社会上一切人进行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因”。虽然认定人心向利，但韩非觉得百姓的目光很短浅，他们所追求的只是眼前的蝇头小利，不会考虑到长远利益。《显学》篇中，韩非将“民智”比喻成“婴儿之心”：“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痤则益，剔首、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韩非认为，老百姓如同婴儿一样不明白暂时吃苦却可以获得长久利益的道理，所以必须有一位具有睿智的国君以其掌握的“法”“术”“势”等工具为百姓硬性规定一些看似严酷但却温情的奖惩制度以驱使百姓按照国君设计好的路径前行并最终获得“长利”。
那么，何为“长利”与“大利”，如何才能实现呢？通考韩非文集不难发现，韩非的所谓“长利”即富国称王。这一点从《史记》“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之论述也可以看出来。那么又该如何实现这样的长远目标呢？韩非选择了和商鞅一样的路径：“利出一空”[1]（《饰令》）的农战政策。显然，在终极目标上，韩非继承了前期法家的宗旨，其一切政策与主张都围绕着能否使国家称王称霸而展开。但无论其目的如何，韩非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思维路径、牺牲“小利”“短利”以获取“大利”“长利”的辩证思维方式却使其思想具备了相当浓厚的理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理性也深深地渗透到其经济思想体系中，他在生产观、消费观、分配观等领域的相关思想都说明了这一点。
“长利”指导思想下的经济思想
（一）生产观
1“.前苦而长利”的指导思想。韩非特别重视农业，他的这种重农情结与其特别青睐的以“耕战”为主要治国政策的思路不无关系。农业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在实际的生产实践中，应怎样指导农业生产呢？韩非选择了富含生态因子的“长利”观。在韩非看来，百姓如果能够吃得一时之苦，“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那么以后即使碰到了大灾之年、饥馑之患，也能过着“温衣美食”的生活，此即所谓的“前苦而长利”[1]（《六反》）、犹如“刺骨”之“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1]（《安危》）的道理。反之，如果百姓平时过着舒适的生活，不去努力生产却经常以得到他人惠助的方式得到财物，那么一旦遇到“天饥岁荒”的情况，“嫁妻卖子”也只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了，这是选择“小利”而忽视“大利”的必然结果。2.实现“长利”的具体措施。为了得到“长利”，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又该如何操作呢？韩非强调了两点。
第一，以奖惩为工具引导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韩非似乎明显地青睐于以法律和刑罚作为主要手段，而把赏赐视为次要的辅助手段。在《心度》一篇，韩非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这种思想：“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饰令》篇也有类似的论述：“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在重刑轻赏的基础上，韩非希望国君能使百姓都能“利出一空”[1]（《饰令》），所谓的“利出一空”是指对于全体国民而言，要想得到想要的财富与赏赐，只能通过“耕战”这一种途径来取得。当然，韩非将引导的主动权交给了国君，而且特别强调刑法的作用。对于一味劝告国君施行仁政而自身又不事耕战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微子篇第十八》）的儒家学者，韩非是非常排斥的，在《八说》篇中他对擅长于“博习辩智”但又“不耕耨”的孔孟等学者很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在如何富民如何引导百姓积极耕种方面说三道四。第二，重视并利用各种影响农业收成的因素来保证农业生产的丰收。韩非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有两大段，一个可见于《显学》篇———“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也。侈而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一个可见于《难二》篇———“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