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实践依据分析

“中国化”之可能：文化与信仰的相通性与互容性

马克思主义信仰首先是一种政治信仰，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终极性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古以来,中国就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始因子,“大同理想”早在科学共产主义信仰传入中国之前就已融入了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历代广大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归宿。[5]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信仰在部分属性上的相通性,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具备了浓厚的传统文化信仰氛围。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信仰的同化力与包容性,也为马克思主义信仰通过融合、吸收与本土化的改造和创新,转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信仰形式提供了可能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强大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折服于世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远播异域且经久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所倡导的文化信仰能够包容和同化异域文化。近代以来,外来信仰，如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成功融入中国信仰世界的历史范例也在实践上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要想达到理想的目标,就必须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完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进程。

重要实现路径之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的传统哲学源远流长，包含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结晶，直到现代其仍然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在唯物论方面，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命题曾经有深远的影响。范缜对神不灭论的批判，提出了关于形神关系的正确理论。[6]此外，王充、王夫之等也是中国历史上提倡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关于辩证法，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这是儒教文明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尺度。早在西周晚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命题，认为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能产生新的事物，而把相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则不能产生新的东西。[7]（P49）宋代以来，陈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朱熹更讲“一中有二”。到明清之际，王夫之更是提出了关于动静、新故的深刻观点，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唯物史观方面，《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到《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些观点都是广泛流传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可以说，李大钊通过改铸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学形成了民彝史观，而民彝史观又使李大钊先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最早理解并接受了唯物史观。因此，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对李大钊领悟和把握唯物史观起到了一种积极的特殊作用。毛泽东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整体、重趋势的特点，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思维相结合，他在把握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时，往往具有高瞻远瞩的预见，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邓小平在观察、处理问题时，也无不体现他对传统文化的精妙使用。如他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变法革新精神，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相结合，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大声疾呼：“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部分属性上的相通性为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此外，在创新社会理想观念上。共产主义理想虽然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但早在我国先秦时代各家学说中，就已经有了对阶级剥削抗议的诉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8]在这里，儒家把“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最高形态的理想社会，非常鲜明的表现出了对原始共产社会的称赞。《札记•礼运》把“小康社会”同“大同世界”联系起来，作为未来社会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理想的基础。[9]此外，中国和谐思想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学而》中有“礼之用，和为贵”的提法；到近代，《天朝田亩制度》勾勒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模式。这些传统的和谐思想与今天的共产主义理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就必须重视对传统社会理想的创造性运用。邓小平创造性的把“小康”理想运用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提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分三步走”的构想时反复提到“小康”、“小康社会”、“小康水平”等词汇，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相融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以说，这一论述不仅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社会理想，而且还有新的发展，两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继承关系。最后，在吸取民间文化传统上。中国的民间文化传统，含有相当广泛的内容，但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和吸取传统文化的时候，主要是关注精英文化传统，而对中国民间文化传统则关注甚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相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特殊贡献。

在他看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学习和吸取这种质朴本色，才能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于反抗精神，早在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已经受到农民反抗精神的影响。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把这种反抗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高度赞扬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如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10]（P49）应该说，这种对中国民间传统反抗精神的吸取，对于长期从事艰苦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此外，毛泽东也特别重视对民间传统的均平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他一方面注意到均平思想的负面作用，对红军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如《古田会议决议》中的相关规定；另一反面又肯定了广大农民对均平思想的合理追求，要求共产党人加以重视和吸纳。如他在《寻乌调查》中指出：“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11]（P235-236）从根本上说,我国社会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主导型信仰,并在社会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然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将不断的在适应新环境和新形势的过程中以更加纷繁复杂的形式出现，如何辨别和提取这种“新”文化的合理成分，将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与之结合的实际效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复杂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