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化理论论文
实验研究
实验材料言语任务的选择:本实验依据国家汉办颁发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和学习者的教材，选择了8个主题的言语任务。8个主题的言语任务再采用同一主题、不同调控方式进行组合，共构成24个实验任务。每个实验任务都包含一个词表，每个词表包含10个目标词。8个主题的言语任务为:询问经历;介绍一个人;介绍一个地方;介绍名胜古迹;介绍个人爱好;介绍你对情感的看法;介绍饮食文化。24个实验任务:客体调控的任务8个，他人调控的任务8个，自我调控的任务8个。以主题“询问经历”为例，客体调控的任务为“介绍个人的学习经历”，范文主题相同，目标词十个，如“抵达、进修、愉悦”;他人调控的任务为“询问朋友的工作经历”，目标词10个，如“有益、经验、沮丧”等;自我调控任务为“询问朋友的旅行经历”，目标词为“新奇、感触、天堂”等。目标词:目标词是以被试使用的教材和HSK词汇等级大纲为依据选择的。所有的目标词都是三个水平的被试尚未学习过的丙级词或者丁级词。因为初级水平的被试汉语水平较低，本实验所选择的目标词以实词为主。每个目标词后都提供了拼音、中文和英文注释。阅读材料:每个客体调控部分都包含10个目标词，每个目标词都配备了一张相应的图片，以帮助被试理解词义。然后把10个目标词组织成一段表达相应的言语任务的叙述体小短文，提供给被试做范文。这篇小短文中除了目标词以外，其余的词和语法都是初级水平的被试已经学习过的内容，以排除其他词汇的影响。因为被试都来自非汉字文化圈，为排除汉字的影响，所有的短文都添加了拼音。实验过程实验开始前，每个被试从8个主题的言语任务中随机抽取2个，再搭配三种调控方式，共需完成6个实验任务。客体调控任务。被试首先从电脑显示器上看到生词和相应的图片。10个生词逐个呈现。生词呈现完毕后，被试会看到一篇用这个生词组织成的范文。范文阅读完后，要求被试用10个目标词完成一项与范文主题相关的口头表达任务。如:“请介绍一位你熟悉的中国朋友”。客体调控任务完成时间为15分钟。他人调控任务。由教师和学习者共同完成。电脑显示器上会呈现10个目标词，一个口头表达任务，要求被试用这10个目标词完成这项口头表达任务。10个目标词不配备图片，目标词后也不提供范文。但在被试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词汇理解困难，合作的教师用言语进行讲解说明，但只能以示例展示的方式，不能直接说明词义。他人调控任务完成的时间为15分钟。自我调控任务。显示器直接呈现10个目标词(包括拼音、中文和英文注释)和一个口头表达任务，指导语显示:请用目标词独立完成这个口头表达任务。自我调控部分完成的时间也是15分钟。为控制相同的实验顺序可能产生的顺序效应，实验采用拉丁方的方法对被试接受的实验条件进行排序。实验结果本研究利用SPSS分析软件对三组被试采用三种调控方式产出的目标词成绩进行了方差分析。表1三组被试三种调控方式的目标词产出数量的平均值被试汉语水平因素的主效应显著F(2，41)=125．669，P=．000。即随着学习者的汉语水平的提高，目标词产出数量相应增多。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目标词产出成绩显著好于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P=．000)，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的成绩显著好于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P=．000)。以上实验结果表明，汉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能力随着他们汉语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这与已有的关于词汇习得与语言水平的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Jiang2000)。调控方式与汉语水平的相互影响方差分析表明，调控方式的主效应显著F(2，82)=9．201，P=．000。即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在采用不同的调控方式时，词汇产出成绩差异显著。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采用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方式的目标词产出成绩差异不显著(P=1．000);采用客体调控和自我调控方式的目标词产出成绩差异显著(P=．003);采用他人调控和自我调控方式时的目标词产出成绩差异显著(P=．004)。这说明采用他人调控方式和客体调控方式时的目标词产出成绩显著高于采用自我调控方式时的成绩。调控方式因素和被试汉语水平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4，82)=3．411，P=．012。而汉语水平在调控方式因素三个水平上的简单效应检验分析发现: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采用客体调控方式和采用他人调控方式时词汇产出成绩的差异不显著(P=．091);而采用他人调控方式和采用自我调控方式时，词汇产出成绩的差异显著(P=．038)。这说明初级学习者主要采取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辅助词汇习得。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采用客体调控方式和采用他人调控方式时词汇产出成绩的差异不显著(P=1．000);采用客体调控方式和采用自我调控方式时词汇产出成绩的差异显著(P=．047);而采用他人调控方式和采用自我调控方式时，词汇产出成绩的差异不显著(P=．113)。这说明，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处于过渡阶段，但仍然以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为主。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采用客体调控方式、他人调控方式和自我调控方式时词汇产出成绩的差异均不显著。即，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采用不同的调控方式习得汉语词汇时，习得效果的差异缩小。这说明，高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已经能够通过自我调控习得词汇，在这个阶段，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也同样是其词汇习得的手段。
讨论与分析
随着汉语水平的发展，高水平汉语学习者的其他两种调控能力也同时得到发展，三种调控方式都成为他们词汇习得的渠道，其习得效果已不存在差异。换言之，随着第二语言水平的提高，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对三种调控方式的调控能力都得到了发展。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所处的调控阶段在以上实验结果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水平和调控阶段并不是简单地一一对应的，因此我们还不能从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所采用的不同调控方式所显现出的词汇产出能力的差异，清晰地推断出他们所处的习得阶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他们采用的主要调控方式，大致推断他们所处的调控阶段。初级水平被试采用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方式时的成绩优势说明，这两种方式是他们词汇习得的主要认知方式。而在采用自我调控方式时，词汇习得的平均成绩仅为2．6个，说明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自我调控阶段。因此，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应处于客体调控或者他人调控阶段。中级水平被试采用客体调控方式仍然显示出优势效应表明，虽然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在采用三种调控方式时词汇习得水平都得到提高，但他们可能和初级水平的被试一样，还没有脱离客体调控或者他人调控阶段。高级水平的被试在三种调控方式上词汇习得成绩差异显著性消失，这表明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已经达到自我调控阶段。第二语言词汇习得过程的阶段性本研究的实验结果显示，汉语学习者在采用客体调控、他人调控、自我调控方式时的阶段性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与母语儿童不同，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并没有显示出清晰明确的三个发展阶段。初、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都主要依赖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方式，这说明初、中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的发展阶段有一部分彼此重合。依据本研究结果，我们推论成人第二语言的词汇习得过程可能与儿童的母语词汇习得过程不尽相同。这与儿童母语词汇习得过程研究和已有的依据社会文化理论进行的成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研究的结论不太一致(Frawley＆Lan-tolf1985，Ohta2001)。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儿童语言的获得过程就是其逻辑思维和认知能力、情感意识发展的过程，而成人是一个认知、思维、情感的发展都完全成熟的个体，成人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是对已有的逻辑思维和概念结构进行重构的过程，因此，影响成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因素(包括文化因素、情感因素、认知策略、母语影响等)大大多于儿童，这些因素都可能对成人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产生作用，从而使成人个体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发生改变。因此，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表现出的个体差异就可能远高于儿童。其次，这还可能和成人的认知过程有关。因为无论是客体调控还是他人调控，本质上都是借助外因的调控方式。虽然这两种调控方式的中介不同，客体调控借助物质，他人调控依靠言语，但它们都是通过媒介为学习者提供词汇的概念信息，是与词汇的语义相关的。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证实，词汇的语义信息是超语言的(Jiang2000，2002)，即人类有一个相同的语义表征系统。所以对成人学习者来说，物质的调控或者言语的调控只是中介方式不同，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激活心理词典中的语义表征系统。因此，在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习得过程中，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阶段可能合并成为一个习得阶段———外因调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主要依靠外部媒介来习得词汇。而进入自我调控阶段就意味着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的飞跃，实现了对第二语言这种符号工具的自主调控。第二语言词汇习得过程的倾向性尽管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没有显示出三个清晰的发展阶段，但依据实验结果，学习者在采用三种调控方式时的词汇习得过程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虽然初、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都主要依赖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方式，但中级水平的学习者在采用他人调控和自我调控方式时词汇产出成绩的提高显示出他们自我调控能力的发展，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能自如地使用三种调控方式说明，成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的过程中依然表现出一种从依靠媒介到自我调控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明确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