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历史研究论文
1949年以后的头30年，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是新史学的一支，但在对政治史的重视上与传统史学并无大的差别。马克思本人写出的唯一一部可以当作史学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着意书写革命，关注重心也还在政治。可以认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学浪潮对于以政治史为重心的传统史学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作层面的“政治”则异化为诸如反恐、环境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一类与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质的政府行为。在这样的变化语境中，西方史学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则不同。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整个民国38年，国家人民历经磨难，所争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问题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彼岸不认为是问题的政治在此岸却一直是国人期待解决的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已然温饱的西方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不包含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固无可指责，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学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学者的学术关怀为时尚，以年鉴学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张作为思想及学术食粮，不关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风，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这一风气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致使民国政治史特别是北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数量呈下降趋势，在全部民国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也与其重要性不成正比。以历史学科重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至2011年第4期刊载的文章为例。12年间该刊登载涉及民国史的各类文章共计471篇。其中政治类86篇，外交类34篇，思想学术类58篇，经济类53篇，社会类51篇，军事类22篇，教育类11篇，宗教类4篇，学术综述109篇，书评36篇，其它7篇。在全部民国史的文章中政治类86篇，占18．3%，而北洋政治仅8篇，占政治类的9．3%，占民初及北洋史研究全部102篇文章的7．8%。从数量和比例上看，虽然较之政治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18．3%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但与同期其它类别的研究相比，还是处于相对优势。然而涉及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的研究成果则明显偏少。民国在大陆存在共38年，民初及北洋时期15年，已占到将近40%的时段，但在民国政治类所占的比例仅有9．3%，这是极不相称的比例。这样的比例显示，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在整个民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极大低估，而同期的中国南北对峙，以北洋为统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严重忽略。
在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经不多的情况下，中共党史这一本属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因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科分类法划到政治法律类，又进一步减少了民国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比例。即便从纯统计学意义上将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算成民国政治史的成果，但在既有的学科分类法已使许多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在学科认同上“异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也很难进入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所以今后中共党史研究要得到历史学的学科承认，也还有个重新确定自己学科认同的问题。杨奎松教授曾呼吁改变中共党史的学科分类，使之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具有“整体史”抱负的民国史研究学人而言，不重视政治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民初及北洋时期是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奠基时期，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如果不从这一时期开始探寻，将根本不可能说清楚。比如，中国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由“帝国”而“民国”而“党国”的嬗变，而军队也随之发生由“皇军”变成“民军”再变成“党军”后来则标榜为“国军”的衍化?为什么自清季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践不过10余年的工夫便被宣布死刑，而代之以带有“狄克推多”(Dictador)色彩的政党式集权统治?为什么从长时段观察，外交上徘徊不定的英美路线、日德路线、帝俄路线最终被赤色的苏俄路线所取代，且国、共两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选择苏俄军政体制来改造中国?为什么被描绘得最为黑暗、最无法律秩序的北洋时期却成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最具成效的时期，近代中国很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基，以至由外国人所作意存挑剔的法权调查亦承认北洋政府这方面的成就?为什么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军阀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却呈现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教育最为自由多元的现象，就是影响至今的揭橥“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只是(甚至只能)在这一时期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的研究，惜乎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着力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