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安遗址的性质探讨

通观各已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和论著可见，多数学者对新安遗址性质所持观点是认为其是渤海西京鸭绿府丰州州治所在。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新安遗址内出土莲花纹瓦当、鸱尾等典型渤海时期的建筑饰件。就目前对渤海时期遗存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结果来看，使用瓦当、鸱尾等建筑饰件的建筑多为城址、寺庙址以及贵族墓葬的地面建筑等，级别均较高，而非一般民用设施。2.遗址外围发现城墙及城门迹象，故可确认新安遗址为一处规模不小的城址。1986年的文物普查中，调查者称在遗址东部、南部和西部发现连续的土垄，形似人工堆砌，在土垄断面处底部见有一层较厚的河卵石层，形似城墙地基，城垣周长近4000米，范围极广，“为州城确定无疑”。在各段“城墙”处均发现有一个或多个豁口，调查者认其为城门。3.据调查者称整个遗址范围内地表遍布瓦片等遗物，可见遗址内建筑林立，遗存较为丰富。4.在“城”内发现冶铁遗址。调查者认为“作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冶铁工业是不可能在一般的居住部落中建造的”，而城址内却多见冶铁遗址。5.据史料记载，丰州为渤海西京鸭绿府所领一州，《渤海国志长编•地理志》载：“丰州……在京东北二百一十里。”新安遗址所处位置恰与据史料推测的丰州州治所在地大体相当。

新安遗址为丰州城旧址的观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尽管存在质疑声，终因掌握材料有限，无法有新的突破性认识。此后的20余年里，由于没有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学术界对新安遗址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试掘得出的结论上，对“丰州城”的形制、城市布局与功能划分等具体情况均很模糊。笔者在对遗址进行过实地考察后也对该遗址已得出的认识结论产生了一些疑问。首先，遗址所处地理位置并不是向调查者所述交通便利，这与史料上对朝贡道所经丰州一段的记载相悖；其次，坡地面积有限以自给自足的方式供养作为州城所拥有的人口量似有困难；再者，整个遗址范围内地势起伏不平，所谓“城墙”“城门”并不能起到城墙和城门应有的功能。此外，以打探沟为主的试掘波及面太窄，多数试掘仅见简单的文字记录，未留下图纸和照片资料，难以令人信服；出土遗物中除建筑瓦件因时代特征明显可断为渤海时期外，其他遗物时代及相互关系均较模糊；再者，“城墙”及“城门”均未经发掘，性质及时代不能完全肯定。

带着这些疑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09年对新安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⑥。此次发掘全面揭露了遗址中地表所见遗存最为丰富的西南高埠，以了解该处建筑的规格、形态等情况，并对残存的“南城墙”进行了解剖，收获颇丰。首先，获取了大量全新的渤海时期的遗迹、遗物资料，丰富了我们对该遗址渤海遗存的认识；其次，确认了新安遗址存在具有明确地层依据的东汉、渤海中期、渤海末期———金初等三期遗存，而非仅有渤海遗存的单一文化遗址，这对我们全面了解这一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新安遗址第二期遗存即渤海中期遗存除见有灰坑、灰沟等一般性遗迹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经人工修整的大型组建筑遗存。该建筑位于高埠的正中，没有夯土台基，基础部分系利用该处较高的地势，将早期文化层略加修整而成，其上坐落四座并排的房址和一条折尺形沟，整体呈西北—东南向长方形。房址面向西南，由于保存状况太差，仅见灶坑和火炕的烟道等设施残存于地下的部分。各房屋间布局左右对称，规格大体相当。折尺形沟位于四座房址的北侧，形制规整，平均宽1.5，最深处0.7米，沟内填土为一次性堆积，致密坚实，似经夯打，由于形制规整，所处位置与房址和谐对应，推断其为四座房址外围的院落墙体基槽。根据目前可见的遗迹现象判断，该组建筑面阔四间，建筑面积在折尺形沟框定的长不超过51米，宽不超过21米的范围之内。但由于遗迹保存状况太差，无法明确其功能。第二期遗存包含大量建筑瓦件。瓦件中以栉齿联圈纹檐头板瓦、指压纹板瓦最具特征，为典型的渤海时期瓦件；莲花纹瓦当虽在其它遗址未曾见过与之完全相同的纹饰，但其单体纹样及当面纹饰整体布局均显示其为具有成熟渤海时代特征的瓦当无疑；此外，还出土了与渤海中京城形制相似的鸱尾、兽头等建筑饰件残块。以上发现可证明该建筑规模较大，且级别较高，确非一般民用设施。

遗址南侧的两段高于地表的东西向的断续土垄，坐落于头道松花江北岸台地边缘的低洼地带，残高分别为1.5和3米，宽度均在8米左右，目前残存总长度三十米余，以往的调查结果均认为该土垄为城墙。为搞清土垄的性质及时代，我们分别对其进行了解剖。解剖后发现，土垄起建于生土之上，所在处并无文化层叠压，土垄由土质较为疏松的沙土堆砌而成，剖面上可见多个厚5—20厘米的人为堆积的土层，但各层土质土色无太大变化，亦无明显的夯打痕迹。由于该处解剖过程中及附近地表踏查均未发现任何遗物，又缺乏层位学依据，该土垄的形成时代并不明确。此外，在残存的土垄之上，也未发现形似城门遗迹的“豁口”。

在对冶铁遗址的实地观察发现，该遗址坐落于“南城墙”之上，打破“南城墙”，由于保存状况较差，目前仅见零星的几处红烧土痕迹挂于被江水冲刷后的断壁之上，地表偶见零星的铁矿石块，遗址规模和布局已无从得知。由于在此处未发现文化层，也未见任何具有充分断代依据的遗物，因而，所谓冶铁遗址其性质及时代并不能完全肯定。此次发掘同时，我们又对新安遗址全貌进行了再次调查，以确认新安遗址的性质。在先前确认的城址范围内，并未发现如前人所说“整个遗址范围内地表遍布瓦片等遗物”的情况，而仅是在“城址”西南角即此次发掘区所在高埠之上发现有丰富的遗存，这使得该处和遗址范围内其他地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遗址所在台地处于水库淹没区附近，边缘长年受江水冲刷，水土流失严重，造成台地面积大幅度缩减，新安遗址处于该台地西部，西、南两侧紧邻台地边缘，因而受到较为严重的侵蚀，原先划定的遗址范围已有部分荡然无存。遗址所在台地地势起伏较大，有多条因山洪冲刷形成的南北向冲沟，贯穿遗址汇入头道松花江内，冲沟宽窄不一，最宽处达十余米，深度多在一米以上。新安遗址受北侧山洪下泄及西侧、南侧江水冲刷等一系列自然破坏力干扰较大，被自然割裂为多个凸凹不平的不规则形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