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少边穷地区旅游开发探讨

新视角下老少边穷地区的旅游开发新模式

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的新视角下，老少边穷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应坚持纳入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即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依靠科技进步和生态创新，统筹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条件，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社会、经济成本实现最大综合效益的发展。只着眼于反贫困，而不承担保遗产的使命，或者过于强调保遗产而放弃旅游开发的努力，均为偏于一隅、因噎废食之举。

总的说来，在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的新视角下，老少边穷地区旅游开发的模式应为涵盖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多元目标，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即政府、企业、居民多元主体，适应市场、创新开发、注重保护、?速高质、尊重文化个性特色的一种模式(见图1，图略)。图1老少变穷地区旅游开发模式的转变

上图可以看出，要在老少边穷地区完成反贫困与保遗产两项艰巨任务，复杂的现实要求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自我发展的核心实力，找到适合各自客观情况的发展保护途径。

其一，与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就是发展红色旅游，在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视角下革命老区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为:红色资源(利用+保护)+其他优势资源+社区参与+区域联动的主题服务模式。

加强红色资源与区域内其他优势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要注重多种旅游产品的组合，延长产品链，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一是“红红”组合，将主题相关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组合起来。如武汉农讲所—黄麻起义—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探寻之旅”;二是“红绿”组合，即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相结合，如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与—大洪山生态旅游;三是“红古”组合，即红色旅游与历史文化、古迹古址旅游相统一，如徐州淮海战役红色旅游—两汉文化旅游;四是“红土”组合，将其与民俗文化、少数民族风情相融合，例如，贵州的“一条长征红线，穿起一个多彩贵州”实现旅游收入大幅上升。［1］由此，有助于克服革命遗物量少陈旧、零星分布、主题单一的难题，全面提升革命老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在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开发与保护，形成联动效应。比如，2004年1月，赣、京、沪等七省市签署了《七省市共同发展红色旅游郑州宣言》，10月再次联合15个省市成功举办了“新世纪、新长征、新旅游———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大型宣传活动。诸如此类的举措大大有助于区域形象提升、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业发展。

在红色产品深层次开发和革命文物古迹保护中实现社区参与。根据《2004———2010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旅游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是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各类事务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是居民对旅游业发展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旅游业发展成果的分享。这一概念说明在传统的强调政府及相关文物保护部门作用的基础上，社区参与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服务和开发、致力于革命老区资源的继承、保护和发展的积极性。

其二，少数民族地区应以发展民族旅游为主导，其在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视角下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为:整合细化的各项民族文化旅游要素+生态博物馆模式。

民族旅游是指以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为主线，以民族风情、民俗传统、自然风光等为内容的旅游形式。关于民族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较为深入，著述颇丰。例如，丁健、彭华(2002)通过分析，影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因素包括民族特色与知名度、交通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旅游地民族感知形象空间集聚与竞争力、决策者行为、当地居民态度等，并认为民族旅游开发模式从空间上可分为原地开发模式(又可进一步分为原地自然式和原地浓缩式)和异地开发模式，从时间上可分为短期节庆式和长期固定式。

观察文献，发现有大量的研究是研究者结合具体区域，选取民族民居、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民族地区的生态旅游和民俗旅游、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若干组成要素，通过个案分析而成。这些研究成果为少数民族地区“量体裁衣”地规划了旅游开发模式。例如，龙先琼、蒋小梅(2010)在以土家族为个案的文章中考察了作为民族文化遗产活体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为旅游开发中的旅游经营者、消费者应当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确认并坚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基本原则及开发运作模式。主要包括有效性、保真性和系统性三大原则以及保护存续空间、优化传承机制和增效社会价值三种路径模式。民族文化事像，在旅游开发中既是本土生活所需，又是旅游市场所需，号召旅游经营者、旅游消费者和文化持有者形成合力，完整地把握历史环境遗存、传承载体、和精神内质三个内涵层次，根据系统结构特征选择不同的适当方式进行保护和开发。

实践中，我国曾经出现过民族博物馆、民族村等文化旅游开发形式并在一定时间内促进了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但它们缺乏真实性和参与性，流于商业化和庸俗化。生态博物馆模式则更好地适应了新的条件下民族旅游持续发展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乔治•亨利•里维埃界定了生态博物馆概念，即生物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修建、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民族生态博物馆就是把某一民族的自然、社会、文化进行整体保护、传承和研究的生态博物馆。”采用生态博物馆模式开发民族文化资源，遵循其保护性、原生态、选择控制、社区参与和效益回报原则，实现民族旅游开发和保护的共同发展。这一模式在原地内生于民众的社区里，可提供整体的、自觉的、发展的保护，因而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原生性，它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科学合理的开发方式而被广泛接受和运用。毋庸置疑，只有保护好民族文化原生态土壤，民族旅游之树才会长青。

其三，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视角下边疆、边远地区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既在文化自觉的涵义上加强民族文化保护，又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

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对美轮美奂的边塞风光、淳朴善良的边疆人民和美妙隽永的神秘氛围的描述和赞美，这对于居住在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大的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由于我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以边疆地区旅游开发也应以文化旅游为主要发展方向，并借鉴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扬长避短，以实现旅游发展、脱贫致富的目标。但是，中西部边疆民族文化开发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原始村落、民族文化遗址遗迹遭到器物性破坏;民族文化简单、粗放开发带来的过度商品化、肤浅化、庸俗化;外来高势能文化影响下自身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淡化，诸如此类的报道常见诸报端。费孝通先生曾于1997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意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这无疑为边疆地区民族文化保护提供了发人深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