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在史语所的特殊之处

严耕望的特殊之处

若换个角度稍加比较，严耕望在这批史语所同仁中，似乎又是比较特殊的成员。

(一)毛遂自荐加入史语所1944年春，严耕望自成都赴任安徽学院，因战事影响滞留重庆。此时的他抑郁不得志，“生活不安，无缘常亲书册，诚恐一切理想均成幻影”卷三227。无奈之下，严氏于1945年7月毛遂自荐，向傅斯年寄交了申请书信及三篇学术论文，欲入史语所读书研究。未想竟不出一个月即得傅氏同意，其回信中云:“大著匆匆拜赞，甚佩。敝所近年亦甚凋零，辱承不弃，何幸如之!……以大著论，自当为助理研究员，然若毕业未满两年，亦只可为助理员，……大著已寄李庄开会审查，当可通过。”此种情况在当时及之前均非常例。

从现存的史语所及傅斯年档案获悉，在此前的1936年，郭绍虞亦曾向傅氏写信自荐欲进史语所，并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结果却以“不在本所研究范围之内”被回绝。同样，傅氏也拒绝了由罗文干和汪兆铭推荐的吴廷燮加入史语所。另外诸如马衡、钟凤年、王世襄、蔡哲夫、薛砺若等亦被傅氏以“本所限于经费”、“一时无法借重”等托词而拒之门外。而严耕望之所以能入史语所，除了此前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的推荐，更主要的则是因为严氏论著所反映出的治学路数与风格，包括其运用史料的观点以及其他诸如在工具、方法与治学心态等方面，均与傅斯年所提倡的新学术标准相接近。同样，我们也可从其他受傅氏赏识而被招入史语所的陈述、周一良、王利器等情况看出:“这些他所垂青的学生，无一例外都在史料考证方面显示出相当的功力和才华”，“更确切些说，其所钟情和肯定的乃是科学实证一派的治学路向，顺之者纳，异之者拒。”这一拒一纳之间，体现的正是傅斯年在史语所创立之初定下的用人原则:“当确定旨趣，以为新向，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以敬谢与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古人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趣相投，故引为同道;相反，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了。

(二)傅斯年之青睐

严耕望加入史语所之后，亦颇受傅斯年青睐。严氏在第一次与傅斯年见面时即做出了不服从领导安排的选择，素有家长制作风的傅斯年却并不以为忤。1946年史语所复员南京。随这次搬迁的还有大批史语所新旧藏善本书库(包括三万多份的珍贵石刻拓本)。傅斯年对此极为重视，向来指派极可信任的中下级人员去保管这批尚未登记的宝贝。此次即把重任委派给入所仅逾一年，资历尚浅的严耕望。获如此得天独厚的工作机会，对其自身学术功力的增长无疑帮助甚大，同时也意味着对他的信任与栽培。严氏论著特色之一即大量引用石碑刻材料，还曾一度得到傅斯年此方面的指导。严氏大量利用史语所收藏的各种碑刻拓本，作为自己考证制度的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依据，以此解决了制度史上诸多关键问题，取得重大学术成就，发前人未发之覆。故有史语所同事甚至半开玩笑说严氏已成傅斯年面前的红人。

傅斯年对严耕望的关切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诸如傅斯年得知严氏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时，即把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钱送给了他，以解燃眉之急。傅斯年又主动帮助严氏妻子安排工作。1949年史语所迁台时，傅斯年更是亲自通知严氏随所准备，并破例安排其岳母一并同行。来台后，傅斯年仍不时关心严氏生活，对其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赞赏有加。严耕望对傅斯年此知遇之恩念兹在兹，以实际学术贡献作为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回报。

(三)“钱穆背景”与“史语所风格”兼而有之

在严耕望的学术道路上，钱穆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从某种程度而言，钱、严师徒关系可追溯至1941年春天钱穆应邀至武汉大学讲学之初那场“历史学的两只脚”之经典开场白，由此决定了严氏一生的学术路向。严氏自武汉大学毕业后即追随钱穆至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朝夕相处问学三年。之后师徒俩虽各自奔波，以至港、台相隔，但仍时有会晤，书信更是不断，彼此互相讨论，交流学术与生活。例如，钱穆曾就严氏一时犹豫于史籍考订与人文地理研究而不得，点拨云:“但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心得，这样较为灵活有意义”，又指示道:“从地理背景写历史文化，此是一大题目，非弟功夫，殆难胜任。如能著手撰述，实深盼望。际兹学殖荒落之世，吾侪筚路蓝缕以开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凿险待之后来继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尽求精备也。”第作为钱穆最得意的弟子，严氏在问学期间，屡受其教导立志要远大，治学须向大处、远处看，争做第一流学者，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切忌近视，规模不宜太小，不能仅专守一隅，甘居二流。

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学派，因治学观念及学术见解等原因，与钱穆存有难以调和的分歧，故双方不合由来已久，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严氏即曾多次提及“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余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旧，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遭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傅斯年在史语所创办之初，即以追求客观的历史研究和训练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为中心。他认为“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主张作专题式的断代史研究，反对疏通与综合总体的通史撰写，拒绝主观含糊的理论和高阔通论。故在傅氏看来，钱穆的通论性文字充其“只是一个好教书匠的著作”。

但是从另一史学层面而言，傅斯年倡导的史语所风格，却与时代关怀(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尽管其学术成果已达国际一流水准，但在新旧学术交替嬗变之际，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史语所同人专注于细小、繁琐、无用学问，沉溺于与现实社会毫无联系的具体事件，崇尚知识学问与道德、社会无关。这些自然受到旧式传统史家如柳诒、钱穆等以及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嘲讽和讥评，认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钱穆看来，“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状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而史语所为首的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挽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毕竟，学术与政治，或具体说是史家(史学)的社会功能(角色)，以及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张合关系自古即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正是史语所学派历来受人诟病最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