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的研究探索

民国史的断裂与延续

民国史的研究以往主要着眼于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重要性，强调与皇权制度的断裂，但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前后的延续性问题，学界开始有更多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从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角度强调民国与清朝之间的延续性。他认为，民国时期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从帝制时期汲取了许多资源。比如“大一统”的观念，对民国沿袭清朝多民族疆域有重要意义，使其国家体制表现为一个特殊的混合体:对内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对外则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又比如政教关系，传统的科举制使道德教化和政治结合成一体，结合成中国特有的政教系统和国家治理技术，未入仕的士绅在地方社会通过教化，使政治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弥补正式行政系统的不足，而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改变了这种政教一体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国的合法性危机。因此，他指出，在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断裂和建设新的国家制度这一面，还应该更多把眼光放在与前清内在传统的无形、微妙的联系上，把清朝和民国国家治理的方式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奇生也同意这种强调历史延续性的观点。他指出，虽然政治史强调“民国史”的范畴，思想史家却常把晚清民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来讨论，社会史学者也往往在研究中混用明清与民国的史料，因为在他们看来两个时期并没有结构性变化。这使他反思现在以“问题”为核心的史学研究可能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时间边界，忽视了历史发展本身的延续性。因此，他也主张不要割裂晚清史和民国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学生们不应该囿于学科分际，不修明清史的课。他甚至认为，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民国史”的概念应该淡化，甚至消失，民国38年的独立性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可能并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的研究视野从政权更替转移到其他领域中去的时候。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叶文心归纳了历史中承续的几种表现形式。一是功能性的承续，有些机制在功能上有必要存在，比如知识和权力要以合理的方式结合以维系某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如果旧机制断裂(比如科举制的取消)，就会有人努力把它重构，以保持这种功能的有效运作。二是路径依赖的承续，但这可能是不值得或者不必要的承续，比如军阀割据的时候以“民主”的旗号，行封建之实。三是国家的延续性，国家作为一种权力场域的稳定性，可能超过了群众运动在一时之间能释放出来的变革动力。桑兵补充，还有一种是人员的承续，北洋用晚清的官员、国民政府时期用北洋的官员，都会带来隐性的承续。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志田则强调民国时期激烈变化的一面。他指出，在近代中国，往往是社会精英在主导并鼓吹激烈变革，使得过去认为几千年不变的常态，忽然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家庭问题、农村问题。他进一步提出在“建国”问题上的断裂。在辛亥革命中，成功达成的是“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肇兴后，面临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共和”问题，民族问题淡出，建国问题凸显，重新界定和确立“国”与“民”的关系成为关键。罗志田还指出，很多近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事物，除一些被制度固化外，更多在不知不觉中渐为研究者所“熟悉化”，即变态被看作常态，反而遮蔽了不少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奎松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共革命史的专家，他更多地观察到1949年的断裂，许多民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在1949年建国后就断裂了，比如在法律领域。对一些社会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在1949年前后也有明显的断裂，比如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山东农村调查，对于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有差异的，1950年代的调查较前出现了大量阶级分化和压迫的内容，这种变化到底是因为调查者的缘故还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变化?需要更多更细致的微观研究去反映各个地方具体的变化脉络，在空间多元性的基础上，整合出社会变迁的总体大势，否则就容易受概念化思维的影响，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过于狭隘、固化和片面。叶文心在讨论中也强调1949年的重要性，她认为现在我们研究民国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思考1949年是如何发生的，以及1949年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到底有何种意义。

民国史的关键词:革命

王奇生认为，对革命史的研究至关重要，但不应将革命史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他认为，近代的革命是多元的、多层次的革命，不是单一的革命。实际上五四运动以后，从北洋政府溃败到国共两党，到青年党，到第三党，到国民党改组派，实际上都在“革命”的语境中成长。所以，他认为应该把民国史放在革命的系统里讨论。民国的38年其实发生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混合了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和中共的社会革命，两者先合作后分裂。王奇生指出，就这些革命的具体目标而言，其实都算是胜利了，但是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后不久，又都出现了“革命失败”的看法，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应该更深入地反思对革命的历史追述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黄克武指出，“革命”与“反革命”的说法中隐含着价值判断。整个近代史如果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就是革命党革了清朝天下，然后共产党革了国民党的命，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新正统的建立及其对旧正统选择性的扬弃。黄克武认为，此处可以看到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事实的连续性与应然的不连续之间的张力。换句话说，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清朝到中华民国、从民国到共和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续性，但在应然的层面上，历史人物认为不应该有连续性，应该把清朝的余绪割裂，把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的东西除掉。历史叙述在应然的不连续性之下，就成为一个比较单面的书写。因此，他认为，怎样回到一个更复杂的历史叙事，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具体来说，挑战在于把“革命”和“反革命”都当成一个中性的字眼重新分析、重新评估。

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认为，从1980年代开始，有个“去革命化”的问题，史学界更倾向于使用现代化叙事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更多地研究社会文化史。但他同时也观察到，从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后，对于“革命”的讨论又重新成为热点。他认为，革命的确是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必须考虑的背景。他指出，民国不仅是个短时代，而且还是个在空间上四分五裂的割据时代，革命正是发生在这些割据的隙缝之中。同时他还提出了变革的组织和领导阶层的问题，革命可以说是边缘阶层兴起后取代旧精英的过程，这样一个权势转换的过程，以及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都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