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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部曲浅谈历史研究著作的创新

2021-4-9 | 历史研究论文

《三部曲》作者治史著书的价值追求是“让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大众所共享”,“力求义理、考据、辞章兼备,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三者统一,写出有新材料、新观点,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历史著作”。就是要编写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历史著作,以便于对干部、群众和青年进行国史 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这样的价值追求,不仅是研究国史应有的,也是研究其他历史所应有的。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统一,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社会普及价值兼备,这样的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中并不多见。有的著作,思想水平高,而学术性、可读性略逊;有的著作,学术价值高,而可读性略逊(也有思想性略逊的);有的著作,可读性强,但思想性、学术性略逊(如有些戏说类、纪实文学类的书,史实错误不少)。而《三部曲》在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统一,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社会普及价值兼备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值得彰显。《三部曲》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可另文探讨,以下只说其可读性、社会普及价值的成绩,以窥学术著作普及路径。

图文并茂

书中大量采用了百姓大众喜闻乐见的资料照片,题材、内容丰富,一览即可从中获得一定的感性认识。如,毛泽东同邓小平亲切握手的照片,邓小平、汪东兴在主席客厅里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领略邓小平复出初期以及其他几位领导人的精神风貌,乃至从中体味这些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关系。

与《三部曲》差不多时间出版的图文并刊的书还有几种,比较起来,《三部曲》无论内容和图片都丰富多了。如《三部曲》的第一部《前奏》篇幅300余页,采用照片50余张,文字22万,这自然有助于把“文革”时期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这段历史反映得更全面、更深入、更详尽。而且《前奏》中有些照片是很多书中所没有的,如“周恩来起草的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第14页)、“姚雪垠1977年写给胡乔木的信”(第199页)等。《三部曲》其他卷中也有一些照片,如《决战》第30页“1976年3月10日,毛泽东对华国锋关于是否•31•印发江青讲话的请示报告的批语”,第195页“华国锋给邓岗的手令(1976年10月6日)”等照片,《新路》第78页“邓小平为陶铸平反的批示”,第81页“1978年5月7日,胡耀邦对温济泽要求平反报告的批示”,第247页“胡乔木起草的《历史决议》手稿”等照片,也是已经出版的一些书中没有的。以上这些照片不仅史料价值很高,从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胡乔木、姚雪垠等人的书写真迹,起到见字如见人的效用,还可以作书法的欣赏。

注重写史事的细节、情节、场景

读者有身临其事之感,引人入胜。如《前奏》写邓小平“文革”时期复出,第一次在宴会上露面:这是他自1967年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对邓小平及场景寥寥数语的细节刻画,一读就使人油然产生一种兴奋和惊喜,不断回味。又如对周总理追悼大会的记述,《决战》写道:邓小平致悼词时表情凝重,声音低沉悲痛。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

注重细节刻画,使《决战》对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描写,一下子跃然纸上。再如《决战》写解决“四人帮”后连夜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开政治局会议,是按照当事人周启才回忆写的,并作了一些加工:周启才(中办秘书局局长)被引进叶帅卧室。这时华、叶正并肩坐在叶帅床沿商议事情。见周启才进来,华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华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周说:好。周启才到客厅,同叶帅秘书、警卫和服务人员一起动手,把客厅布置成政治局会议的形式。因减少了“四人帮”四个座位,客厅原有的沙发也够用了。按照新的情况,面向会场并排摆了两张沙发,每个沙发前放一个茶几,供华国锋和叶帅使用。……将近十时,周启才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开会时间已到。汪指示周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叶是否按时开会。周向华、叶报告后,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华国锋先在床沿上站起,并伸手搀扶叶帅慢慢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进入会客厅,分别在正中并排摆放的沙发上就坐。面对会场,华居左,叶居右……

以上将玉泉山会议的布置、开会前片刻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现纸上,十分精彩,扣人心弦。读以上细节和场景的描写,真有身临其会之感。“一位女政治局候补委员自言自语地说:沙发座位不够啊!”写出了解决“四人帮”行动的机密性,政治局的人并非都事先知情。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面带微笑,进入会客厅,写出了华、叶二人的胜利喜悦,写出了二人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关键作用。以上的细节、情节、场景描写,不仅在一些学术著作中没有,就连一些纪实文学书中也没有。《三部曲》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能够抓住人,就在于每一卷都十分注重细节、场景的描写。

胡华1986年谈到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的写作时指出:“文字生动,就是在符合真实情况的原则下,对一些壮丽的场面,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形象,可以作一些刻画和描述的。但不要作夸张的过多的文艺描写,也不要把传记写得太呆板枯燥,用语太概念化,使读者想象不出传主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出一些历史场面的情景。”后来胡绳也说:“关于中共党史,已经有了许多书,但缺乏具体形象的描述。我们写这本书,要有一些特写,要有点形象。我们的历史著作往往概念化,讲得很笼统,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讲科举考试,就说士子们去参加考试,到底科举考试具体是怎么考法,没有说明,读者还以为科举考试和现在考大学一样。倒是外国人写中国历史注意讲明细节。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历史上许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应当让他们弄清楚。举例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许多地方组织农民暴动,究竟怎样搞暴动,现在的读者不知道。虽然不可能一个一个暴动都去具体讲述,但要选择一两个典型的,具体地加以描述,讲清楚头尾始末,成功的,失败的,都可以,即使是小规模的不著名的暴动,只要是典型的,就可以讲,不能光讲井冈山。这是写作方法上要注意的一点。”都强调了要写细节,要有场景描述,要形象化,这是文字生动需要的,更是讲清楚历史事实需要的。这是历史研究及写作、中共党史研究及写作的经验教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总结,对于学术著作走向人民群众、走近人民群众,被人民群众接受、认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三部曲》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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