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历史研究论文
思想史研究亦如此，如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写过一部《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论说萨特的马克思研究，认为萨特是用存在主义解读马克思，这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今天研究萨特的思想（如萨特的马克思观），不读萨特本人的著作，而只读雷蒙•阿隆的《想象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就是使用二手史料。但如果我们是研究雷蒙•阿隆的思想，那么他的这部著作，就是我们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当然，如果要进一步推敲，也只有雷蒙•阿隆的法文原著才能算一手史料，因为语文的转译，也会产生一定的误解错译。总之，史料的一手、二手，都针对我们特定的研究对象而言，也随着我们研究对象的转变而转变。离开了研究对象而指称某史料是一手或二手，是没有意义的。
回到上文提到的“特洛伊题”。A 选项的格罗特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也是“一个很有威望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恩格斯语），他的《希腊史》以材料丰富、考证精审而受到学界赞誉。《荷马史诗》中保存了特拉伊战争的一手史料（见下文），如果格罗特的《希腊史》采用《荷马史诗》来写特拉伊战争，而我们不是从《荷马史诗》而是从格罗特的著作去录用有关的史料，那么，这只是使用了二手史料。格罗特和他的《希腊史》在当年就有很好声誉，许多学术著述都会引用其中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引用了这部书的一些资料和结论。但是，这样的引用，仍只能说是利用了二手资料。当然，如果我们要研究 19 世纪的英国史学（格罗特是 19 世纪英国史学家），研究格罗特本人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那么这部《希腊史》就是一手史料了。
第一手史料当依据史料的留存状况来判定
按照上文的逻辑，如果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史记》自然是第一手史料；如果我们借助《史记》来研究西汉历史，那么，它只是第二手史料。但是，为什么习惯上我们常说《史记》是研究西汉的第一手史料呢？这与上文的逻辑是否相悖呢？其实这里有一个语境的问题，而语境的背后，乃是史料的留存问题。
《史记》是司马迁的名著，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它运用了大量当时所能看到的原始史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担任太史令一职，自然可以阅读、利用宫廷保存的这许多原始史料。吕思勉先生有一篇考证性的文章，题为《本纪世家皆史记前已有》，认为在《史记》之前，已经有本纪、世家这种体裁的历史资料，《史记》的编撰，大量录用了这些原有的史料。后人评说《史记》，会说它有很多重复，说司马迁的叙事常常详略不均；同样记事，有时是以人为主，有时以事为主。其实，这主要因为前代留存的史料本是如此，“如其说是好的，史公不应尽冒其功；如其说是坏的，史公不能尽尸其咎”。我们在诸如《史籍举要》（柴德赓著）、《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张舜徽著）一类书中，都能看到对《史记》史料来源的详尽分析。可见司马迁《史记》所用的材料，原先都有原始的一手史料。但是到后来，《史记》所本的一手史料全都亡佚而不可见了，于是便说《史记》是我们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其实，非但《史记》有这种情况，“二十四史”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如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治唐史者，无不称其为第一手史料。但是，据史学家赵翼考证，《旧唐书》的史料，尤其是它的前半部大都取自当年的《实录》和《国史》。唐朝的《国史》是以《实录》为原始资料加以编撰的，而《实录》则是朝廷史官（起居令史）实录的帝王言行。所以，如果我们研究唐代历史，与其说《旧唐书》《国史》是第一手史料，倒不如说这些《实录》是第一手史料。无奈唐朝的《实录》，除了韩愈所撰《顺治实录》还在，其他早都亡佚了；《国史》仅韦述所撰的部分，撰《旧唐书》的刘 还能看到，其他的也都散失了。唐之《实录》《国史》已亡佚而不可见，而保存了《实录》《国史》之原始史料的《旧唐书》，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历史的第一手史料。然而，以同样的逻辑来推论《清史稿》却不一定恰当。《清史稿》的史料自然也极丰富，有清一代国史馆的国史底本、各朝实录、圣训、方略、会典、方志，以及《清史列传》《耆献类征》《碑传集》等各种文集，都是撰史者的原始史料。由于年代较近，《清史稿》的原始史料大多数至今还保存完好，这就使得今日的文献整理研究者可以依据上述材料与《清史稿》做互相校勘。明白了《清史稿》与其原始史料的关系，以及这些原始史料的保存情况，我们自然就不会径直地称它为第一手史料。所以，史学家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论说《清史稿》的史料来源时说：“《清史稿》在其中最概括简略，是转手多次以后的资料。”这也就说明，史料的一手、二手，还当依据史料的留存状况来区分。
第一手史料与史著中引录一手史料不能视为等同
特洛伊题”中的格罗特《希腊史》之所以会被许多同学错误选中，可能与第一手史料与引用史学著作中第一手史料的混同有关。如上所述，除了研究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之类的学术史研究，通常我们不把史学著作称之为第一手史料，尽管它里面引用了很多一手史料。
我们知道，史料一经史学家的引录利用，就有可能损伤了它部分的原意，而融入了引录利用者的主观意图。史书的编撰过程，也就是史学家选取史料，将它们编入自己的叙事结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史学家固然要分析史料的原始含义，同时也要考虑史料与自己的论证逻辑、诠释理论，以及叙事主题的契合关系。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会掺入历史学家的意图、目的、思想等主观性因素。当然，在史学家的背后，还有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时代等因素。
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有“斯特雷泽曼的遗产”案例，可用来说明原始的档案，经过一系列选择、编排的过程，是如何融入了编写者、选编者，乃至时代、社会的主观因素。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斯特雷泽曼在 1929 年去世，他身后留下了整整三百箱官方、半官方以及私人的文件。三年之后，他的秘书伯恩哈特从这三百箱的档案文件中，精选成三卷本的《斯特雷泽曼遗产》（下文简称《遗产》）交出版社出版。这三卷本的《遗产》浓缩了斯特雷泽曼生前最重要、且最值得赞扬的外交活动，而他生前竭尽全力进行的对东方的外交活动，因在当时没有产生特别效果，而被伯恩哈特删去。到 1935 年后，一位英国出版商又出版了《遗产》的节译本。这本由萨顿选编的节译本，只保留了《遗产》的 1/3 篇幅，而省略的 2/3，选编者认为它们对英国读者来说意义不大，或者是他们不会有兴趣的东西。于是，原先在《遗产》中已经表现不多的东方外交活动，在节译本更被放置于次要地位：苏联在萨顿的选本中只是作为一个偶尔出现且不受欢迎的、闯入斯特雷泽曼大占优势的西方外交政策的不速之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