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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9 | 民族文化研究论文
同仁县流传的关于土族语言的传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说，在很久以前，生活在该地的藏族、蒙古族、土族和汉族，由于语言不通给他们的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有时还导致了一些误会和笑话。于是，四个民族商议各自选派一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学习语言。土族兄弟在中途因疲乏倒头而睡，一觉醒来已不见别人，他只好在路边等。当藏族、蒙古族、汉族兄弟学完归来，他就从藏族、蒙古族和汉族兄弟所学到的语言中带了一些回去。所以，土族语言中就包含了这三个民族的语言成分。［1］其实，词语的借用不仅在土语中存在，而且在青海其他民族的语言中也比较常见，甚至有些民族语言已经成为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文化圈之间通用的交际语言。
同仁县的土族，对内主要使用地方特点较强的土语，而对外使用的则是藏语，他们对藏语的熟练程度，与当地的藏族人并没有任何区别。居住在化隆县卡力岗地方的回族，以安多藏语方言为主，或藏汉语兼通，人们习惯称他们为“藏回回”;居住在海晏县和祁连县一带的被称为“托茂人”的回族主要操蒙古语，或蒙汉语兼用，人们习惯称他们为“蒙古回回”。这种语言上的互动，在青海6个世居民族的语言使用中各有表现，尤其是在不同文化圈的交汇处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不同民族往往在交往中使用多种民族语言，掌握并使用其他民族语言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
宗教信仰。青海的气候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影响着高原民众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同时，也意识到自然力量的强大及个人在自然力面前的渺小，于是神灵观念随之产生。恩格斯说:“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2］在青海这片沃土上或根植或移植了众多的宗教信仰，主要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同时还掺杂着萨满教信仰、苯教信仰、道教信仰及其它民间宗教。长期以来，在自然环境异常严酷、物质资料十分匮乏的青藏高原，这些宗教和信仰为民众提供了精神文化的需求，各种宗教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从地区、族际间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看，在青海地区形成了两个比较密切的互动圈:一是藏族、土族、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互动圈。在这个互动圈中，藏族、土族、蒙古族都信仰藏传佛教，土族又吸收了许多汉族宗教的因素，汉族也同样接受了藏族、土族、蒙古族宗教的某些影响;二是回族、撒拉族之间的互动圈。回族、撒拉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得这两个民族在宗教文化上形成更为亲合的关系。正是这种宗教信仰的相互交织，使生活在青海的很多民族，很难简单地说他们信仰什么教。
以土族为例，土族原本信仰萨满教，后受藏传佛教、道教的影响，经过整合形成了含有萨满教、苯教、藏传佛教、道教等成分的特有文化体系，他们“对喇嘛、阴阳先生、法拉、法师、苯伯子等几乎是同样的欢迎，相互兼容在土族社会中，保留着各自相应的社会位置，有些活动中可同时见到喇嘛、阴阳、法拉等宗教人员在各自履行各自的职能”。［3］土族建“俄博”的“苏克斗”中，就体现了出多种宗教信仰系列之组合:修建时由喇嘛或阴阳先生负责皆可，说明藏传佛教和汉传道教都被容纳;“俄博”所用的柳枝、白石和弓箭都是萨满教的遗存;“俄博”地基下填埋的羊毛、杂粮、海龙、狼头等是萨满教、汉族民间宗教和道教常用的驱邪避鬼用具;立在上面的嘛呢杆是喇嘛教的东西。［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族先民无论是鲜卑吐谷浑人或是蒙古人，早期均信仰萨满教，萨满文化的某些因素(像“长生天”即“腾格里”崇拜)至今仍然为其所传承。然而，在与周边藏族长期的文化互动中，土族在保留其萨满文化某些特征的同时，又接受了藏传佛教信仰，表现在其相关民俗活动中既有萨满教的遗风，又有藏传佛教的习俗。明清之际，土族地区修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且香火旺盛。如互助的佑宁寺，即是清代广有影响的名刹，也是一个以土族僧侣为主的寺院。该寺历辈章嘉、土观、松巴等高僧也多为土族出身。和藏族一样，土族人也普遍入寺为僧。“番、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且有宁绝嗣而愿令出家者。”［5］
过去，土族几乎家家供有神佛、设有煨桑炉，院中竖有嘛呢杆。一些寺院的宗教活动或庙会，往往也成为土族大型的节庆活动。佑宁寺从每年农历正月初六起就有诸如祈愿法会、观经会、辩经会等宗教庆典活动，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已成为了当地土族群众大规模的节庆式的民俗活动。此外，土族还接受了汉族的道教信仰，信奉灶神、二郎神、龙王等。如民和三川地区每年秋季举行的“纳顿”大会，“除了名称是土族原有的之外，活动内容是汉族秋社谢神的移植，供奉的是汉传民间信仰的神，表演的是汉族传播的故事”。［6］在土族居住区，既建有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寺院，也建有各种各样的城隍庙、娘娘庙、关帝庙、真武庙、龙王庙、二郎庙等。在土族传统的社会中，道士以及具有浓厚汉族道教色彩的“法师”、“阴阳”等都相当活跃。土族人生病时，既有到佛寺中焚香叩头或请喇嘛念经禳解者，也有请法师之类到家中捉鬼贴符念咒，以求除灾祛病者。土族人死后，既有请喇嘛诵经超度的，也有请道士、阴阳等诵经的。
大量的事实表明，存在于青海的各种宗教在相互激荡中共生共存，穆斯林民族的清真寺、藏传佛教的嘛呢康、汉族民间信仰的庙宇或道观，在一个城镇或村子均能和谐相处，遇上重大的宗教活动，不同信仰者彼此相助提携，逢民族节庆活动时还互赠礼品以示祝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重建、扩建中，得到了大通广惠寺、互助佑宁寺的藏族、土族同胞的大力支持，一条三丈多的‘横担梁’，由范姓汉族捐赠……藏传佛教拉卜楞寺和塔尔寺的僧众赠送的鎏金宝瓶和法幢，被安装在礼拜大殿顶脊和宣礼塔顶”。［7］黄南州、海南州汉、藏、土、蒙古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神职人员和信仰的神灵，不再有十分明显的界限，汉藏信仰的神灵一起供奉，神职人员也没有严格的民族成份要求。
婚姻家庭。婚姻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子系统，直接而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习惯法规及社会结构。不同民族间的族际通婚，是相互之间文化认同的有力证明。在青海各民族中，族际通婚也是相当普遍的，甚至有的大家族是由几个民族成员所组成。由于宗教信仰、饮食禁忌等的限制，穆斯林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较为少见。不过，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在回族、撒拉族的形成中就有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入成份。以撒拉族为例，他们的先祖“到达循化地区后，与当地的藏、回、汉等民族共处，进而联姻”，［8］渐次发展壮大。所以，撒拉族的家庭生活中渗透着许多其他民族尤其是藏族的文化因子。“撒拉族的庄廓四角都放置白石头……撒拉人室内衣服不是放在衣柜中，而是挂在一根横杆上;结婚时做一盘‘油搅团’(象征藏族食用的糌粑)送给送新娘的客人们分吃;用三碗牛奶，一碗泼在新娘骑的马蹄上，两碗仍拿进来(藏族习俗用三碗青稞酒，因伊斯兰教禁酒，故改用牛奶);还给送新娘的人打‘肉份子’吃，等等”，［9］这些都是受藏文化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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