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通识教育论文
本文作者：商建华 马亮亮 牟光庆 房学军 单位：大连工业大学
通识教育的演化
“通识教育”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的概念。通识教育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论衡》中说：“博览古今为通人”，《易经》中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通识教育可产生通人、全人，而古今中外的大家大多为通人。第一个把通识与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人是美国博德因学院（Bowdoincollege）的帕卡德（Packard）教授[1]。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这一人才培养理念目前已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思想转变为“专业教育”思想之后，现代教育理念与实用主义之争取得世界范围的胜利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为先行，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已开始重视通识教育，并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我国港台澳地区的通识教育，如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在五、六十年代起步，至今已积累了较多经验；目前，中国大陆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为首，对通识教育方式进行了一定的的改革和尝试，其他高等院校的通识培养也在不同程度上纷纷开展，且如火如荼。
高校通识教育的问题
我们在对通识教育改革作出大胆尝试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目前国内开展通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通识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理念，它区别于专业教育，以“培养全人”为第一要务。通识教育同时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一种教育体系，而不是简单的人文教育，更不是泛泛的知识教育。首先，通识教育不同于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贯通科学、人文、艺术与社会之间经络的能力素养，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注重专业横向的拓宽和纵向的延伸。通识教育更不是泛泛的知识教育，而是注重课程间的有机渗透与融合。目前国内高校的很多教育工作者对通识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有些教师对通识教育的概念和推行通识教育的目的认识还含糊不清。通识教育需要从教育管理者到高校教师达成共识，并能针对不同高校的办学特点和学校特色，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从而开展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通识教育。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的通识教育，才可能有较高的质量。然而，有的高校只是为了追赶潮流开展通识教育，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往往换汤不换药，流于形式，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对通识教育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足。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一向是中美两国大学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哈佛核心课程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理念上最完满体现通识教育精神的一种实施方式”[2]。然而，即使是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也问题重重。而我国教育学界对通识教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达成共识，虽然以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和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最见系统，加之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院校所进行了文科实验班等形式的本科教育改革，但在大背景缺乏支持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遇到体制性的障碍。比如，北大元培计划旨在“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规定学生原则上可以自由选择专业，而大部分学生往往集中于少数热门专业，造成一些院系的专业选择的学生人数居高不下，而少数院系选择的人数又太少，甚至个别院系无人选择[3]。在此情形下，势必引发一些学者对通识教育在国内的推行存有争议。
目前，国内外开展通识教育的现状都是更多依靠课堂这一主渠道来完成，因此，通识核心课程承担着通识教育的主要责任。而国内大学的通识核心课程则更多地被两课、数学、计算机类课程占据。很多高校教师甚至高校教育管理者都没有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够的。通识教育要破除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要贯通中西，融会古今，力求使学生综合全面地了解知识的总体状况，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的有机关联。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教育体制原因外，一些高校没有从自身条件出发，而是盲目跟风。其结果，只是单纯为了开展而开展，完全达不到通识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的。通识选修课程单纯强调人文素质教育，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识核心课程所受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可以由通识选修课程来弥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由西方传入的通识教育和我国提出的素质教育无本质区别，致使很多高校素质教育的开展完全依靠人文教育，因此，用人文素质教育代替通识选修课程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种情况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文类课程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容易开展。首先，从学生接受的程度来说，人文类课程尤其是艺术类课程先天的对学生具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原因是这类课程一般比较容易通过，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对会比较枯燥并且难于通过。因此，学生对后者选修的积极性不高。其次，对于高校教师而言，理科教师要开设理科类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就要完全不同于给理工科学生上课或上专业课，需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且要深入浅出，这样，教师几乎需要重新准备一门课程，而各个学校对于选修课的鼓励政策不同，开课成本也可能过高，因此，教师往往也缺乏开课的积极性。
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比例掌握不当，二者相互影响国内少数名牌大学实行的是通识课程学分比例较高、专业教育采用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目的是培养精英人才。而很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地方高校也效仿名牌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结果导致很多高校的通识教育在实行过程中，专业课程与通识教育课程二者比例不合适，文科类几乎是1∶1，理工科好一点，但是通识课程比例也大多偏高。如此一来，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地方高校来说，专业化程度明显不足。从知识结构看，没有突出主干学科和一定的知识面；从能力结构看，没有强调注意培养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实验研究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4]。受此影响，甚至有些专科院校也对开展通识教育跃跃欲试。可以说，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着高校的通识教育该如何开展，同时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更要符合学校的定位与社会需求，就像人参也并不适合每个人都吃一样，需要因人而异，定时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