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教育培训论文
本文作者：杨中华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教育培训制度演进动因解构
作为组织行为的教育培训，从宏观角度看是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一种主动性的适应活动;从中观角度看是围绕组织战略和目标展开的系列关联行为;从微观角度看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根据现代组织管理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组织的教育培训具有以下功能，第一，满足组织工作需要和梯队建设的需求，有效保障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组织战略及目标的实现，第二，实现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持续开发，为个人提供能力提升的机会和职业晋升的通道。教育培训制度的功能是有效引导和保障组织教育培训的顺利实施，充分实现教育培训全过程中培训需求、培训内容、培训机构、培训管理及考核等系列环节的有机统一。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弗雷斯特、阿吉瑞斯及舍恩等人相继提出“学习型组织”、“组织学习”等概念，并认为学习型组织的组织学习是将组织成员与组织的整体目标及战略进行有机、持续、无缝对接;以成员为主体，以教育培训为基础，有效地将教育培训全过程与不同层面、岗位、时间、目的及需求相匹配，保障、满足各级各类成员的培训需求，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提升教育培训的实效性，获得组织的永续发展。当前，学习型组织已经成为组织发展的主要形态与趋势。学习型组织最基本与最关键的特征就是教育培训，它围绕组织的战略目标展开，能为组织带来竞争优势和发展机遇，可以从数量、质量及结构上为任何一个正式严密组织的发展提供人员保障与储备，建立组织人力资源优势、确保组织永续发展，增强成员对组织决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提高成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最大限度地开发成员的潜能与积极性，实现组织目标与战略的统一。当前我国提出建立学习型政府，而学习型政府的核心是建立完备的教育培训机制，营造良好的教育培训氛围，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效能与社会满意度。［9］
在这方面，我国历朝历代具有重视官吏教育培训的传统，如秦朝时期“以吏为师”，私学作为官学的补充，与官学一起培养政治人才及治人官吏;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设五经博士，合格者分别授予官位，其中西汉太学鼎盛期入仕额在百人左右;隋唐时期的“科举”基本形成了一套由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和管理体系，具备官吏选拔和教育培训两大功能，其中中央由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及弘文馆、崇文馆“六学二馆”构成;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的官吏教育培养以两京国子监、府州县学为主体。在现代大型组织中，教育培训已经逐步发展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涉及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多个理论，而教育培训制度在演化的过程中应保证演化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在确保组织需求与战略目标的实现的同时兼顾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诉求。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构如图1所示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动因解构图。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演进的过程就是组织不断与外界互动，同时在互动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正如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霍斯曼建构的社会系统模型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是人造的、开放的系统，都处于物理的、文化的、技术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决定着社会系统中人们的活动和发生的相互作用，只有适应了环境的变化，组织才能生存下去［10－11］。
我国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演进规律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管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始终坚持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战略性与基础性工作来抓，是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性工作，是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维度看，我国干部教育培训制度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0－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1979－2000年)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2001－至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党员干部对党的性质及革命目标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干部教育培训的重点是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和理念信念的培养。如在井冈山斗争中毛主席根据当时红军成分复杂，提出“加紧政治训练”［12］;1922年成立的上海大学实际就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延安大学是“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的培训机构［13］。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从制度设计上看，主要从军事斗争和局部执政的需要层面出发。如，干部教育培训针对干部的文化知识、军事知识普遍缺乏的状况，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和短期培训班主要是学习文化和军事，强调实用性。制度设计极不规范，制度文本多为决议、讲话及决定等非正式文件。从组织管理上看，基本形成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特点为中心，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为基本内容，以提高基层干部开展政治宣传、军事斗争等实际工作能力为重点内容。并且干部教育培训早期囿于“左”倾思想，存在着过分强调苏联经验，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极不匹配，直到后期才有所好转，印证了组织只有适应环境才能更好的存在与发展。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角度上看，基本不考虑个人成长因素与诉求，批量培养拥有高政治素养和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指导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是大量的工农干部进入党和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其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严重影响了执政效能;二是，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针对大量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系统的现状，培训治国理政人才和提高干部管理能力成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主要任务［14］。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从制度设计上看，主要是为了完成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任务。同时，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促进党的建设工作。从组织管理上看，中共中央认识到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发布了一系列的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指示、决定和计划，按照正规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要求，在坚持执行分类培训的原则上逐步建立了面向全体干部，以高、中、初级党校及一些革命大学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使干部教育培训走上了制度化道路。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角度上看，此时干部教育培训仍服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要求为主，仍然不考虑个人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诉求，但教育培训已经打破一刀切，开始强调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如强调培训干部的类别与层次，强调轮训制度等，这契合了干部队伍素质的新要求，培养出了大批治国理政的党政干部和管理人才，尤其提高了干部队伍中相当一部分干部革命斗争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不高，领导建设的本领极其匮乏，亟待补充知识的干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