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趋势

作者：皮家胜   单位：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界定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实为我们深入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哲学研究所必需。但更进一步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是否是上面提到的何以可能、如何实现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此一基本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基本问题，等等，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两个还是多个？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①，单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作者似乎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许多基本问题的。这是一种未经认真思考的轻率。在笔者看来，一件历史事情或过程以及由之凝练而成的命题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随历史事情或过程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化转换，但它围绕的中心却始终只能是一个，且不会变化转换，否则，这一历史事件或过程就已经终结，由之而来的命题也不再有人给以更多的关注。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贯穿整个事件过程之始终的问题，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它问题发生了变化转换，而这一问题却只能是它自身，否则就不能是基本问题，此其一。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有问题的“源”问题。所谓源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的其它问题都是在此问题之上产生的，没有该问题的存在，其它问题也就无以存在，此问题得不到解决，其它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二是对此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式规定和影响着对其它问题讨论和解决的方向。其三，提出一个问题总是预设了对这个问题解决的目标，而目标决定着问题的性质。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群中，只有那个能够反映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的问题才能被我们视为基本问题。根据以上三点，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不是多个，也不是两个，只能是一个。

因为能够贯穿这一历史过程始终的、作为源问题的、规定我们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本目标的问题只有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就是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的问题。表面看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它们相互之间根本无法截然分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业已展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着眼点是要对这一实现过程进行深刻的反思或理论思考，以使这一过程能够在自觉意识的推动下更加健康地开展。也就是说，何以可能是以现实的实现过程为基础和标的的，在历史与逻辑展开之序列上，是历史在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显然又只有在何以可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上才能够提出。我们之所以要提出如何实现的问题，是要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深入研究来把握可能向现实转化的内在逻辑规律。

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如何实现的问题，其意不在历史本身，而在逻辑规律，把握规律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历史运动本身。两者互以对方为目的，又共同服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共同目标。

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这个二而一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原因就在于：第一，它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历史过程始终的问题。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仍然继续，我们就要对这一过程进行反思和探讨，也一定会以提出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这一问题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问题会发生变化，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也要随时代、实践、各门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基本问题会伴随这一过程的开展而始终不会改变。第二，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不仅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它一切问题是否成立，而且也决定其它一切问题将如何得到解决；第二方面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种问题将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到解决。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系列问题中，唯有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才真正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显然不是针对这一历史过程本身的发问，这里如此提问，一是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发生的各种条件，只有弄清楚这些条件并提供它们或使之成熟，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的；二是要对我们的目的和意图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必须要由一定的主体加以推动才能开展的历史运动，这里必然有主体的意图和目的参与其间。这一主体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只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图和目的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具有合法性。因此，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包括对我们自己的目的、意图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追问。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的问题也不是针对这个实现过程，而是要透过这一过程去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规律，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更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保持其健康发展之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有无区别，区别何在？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清理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大都采取了回避或含糊其辞的态度和做法。是这个问题很难讲清楚，还是它不值一提算不上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呢？笔者以为这都不是。其一，这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问题，其二，这也是一个可以讲清楚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避它或对之采取含糊其辞的做法，我们就有可能面临一连串足以让研究难以为继的疑问。因此笔者觉得只要是研究“中国化”问题的论者，首先就应当分清自己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容不得含糊其辞。假如一个论者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他同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涵其中，甚而将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分析命题，那结果就为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者制造了口实，因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分析命题，我们就没有理由在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之后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又假如一个论者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他所谈论的却只不过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类似的话，也就是说这些话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上也同样适用，这实际上就使研究停留在了一个比较“感性”或“实在”的阶段，因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实际，要解决的是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迫问题，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需要的是“管用”、“对症”的理论，相应地我们只能是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那些内容，我们不会像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阶段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做一种系统的、全面的理解和研究，这就容易使研究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严格区分是否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呢？并非如此。主要的问题在于许多论者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笔者曾在《广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篇名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分》。在这篇文章中，我已从学科分类、命题意蕴、学术旨趣和侧重内容等方面对它们进行了区分。这一区分只能是初步的，也不一定准确，但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意识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有望获得解决，并不再成其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