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垂直化环境创新探究

本文作者：丘兆逸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垂直专业化中的位置

在科技进步和贸易壁垒削减等因素的推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从产业层面推进到工序层面，导致全球经济的“第二次解构”，进入国际垂直专业化时代。Hummels等(2001)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的主要特征是序列关联性，即一国进口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或中间品，然后再出口。因此，国际垂直专业化包含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产品的生产至少包括2个工序;二是至少2个国家参与产品的增加值创造;三是至少1个国家在其生产阶段进口中间投入品，然后出口部分生产品。在此基础上，Hummels等(2001)采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1990年10个OECD国家和4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垂直专业指数为0.21［11］。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垂直专业化中处于依附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是国际垂直专业化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其掌握着核心工序，左右着低端制造工序的发包权，获取其中的大部分利润。二是跨国公司通过品牌和核心技术控制着国际垂直专业化。以东亚区域为例，日本企业承担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技术研发和核心工序的生产，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承担部分研发和主要工序的生产，而中国大陆和除新加坡之外的其他东盟国家从事劳动密集的工序的生产。唐海燕、张会清(2008)的研究表明，日本电子产业将技术密集的核心部件，如计算机软件和半导体核心部件留在本国生产，而将大部分硬件制造交给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完成，最后由中国大陆或东盟进行电子产品的装配，并把最终产品出口到第三国，部分返销日本［12］。

在中日电子产品零部件(SITC77689)贸易中，中方近几年一直处于逆差地位。可见，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东亚国际垂直专业化中处于依附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利润薄的工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承接制造工序展开激烈的竞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垂直专业化决策的主要依据是，把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大于收益。其中，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收益是相对于其自身在国内生产而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所节约的成本。Swenson(2004)利用1980—2000年的数据，研究影响美国海外加工装配分布的因素。结果显示，一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10%，则在1980—1990年，其占美国加工装配份额下降37%;而在1991—2000年则下降14%［13］。可见，节约劳动成本是美国公司选择加工装配区域的重要因素。其中的原因是，跨国公司分割出来的制造工序，都是成熟的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是其动因，根植性弱。以硬盘驱动器的生产为例，最早由希捷(Seagate)于1982年在新加坡生产，1984年一部分加工工序转移到泰国。近年来，低技术含量的电容器制造工序又从泰国转移到老挝，因为后者的劳动力成本仅为泰国的1/4。因此，发展中国家和企业为了在国际垂直专业化中分一杯羹，进行血拼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从而阻碍环境创新。而跨国公司在国际垂直专业化中，利用发展中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来获利。Ernst(1997)的研究表明，东亚的国际垂直专业化，有利于日本电子企业在国内专门从事技术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和研发，节约创新的时间。

发展中国家和企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背景下的双重环境创新博弈

环境创新与其他创新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双重外部性，即环境创新本身和环境创新运用都具有外部性。其中，环境创新本身与其他创新活动一样，具有外溢性。与其他创新活动不一样的是环境创新的运用能减少对环境的损害，从而产生外部性［14］。Jaffe等(2004)也认为环境创新中存在环境污染与技术创新相互交织的市场失灵［15］。因此，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环境创新，不可能满足社会需求，故需要环境规制来强化。比如，铅是一种高度有毒物质，全球每年由汽车发动机排放到空气中的铅约为40万吨。为此美国早在1974年就颁布《清洁空气法》，要求汽油的销售商和石油的生产商自当年7月1日起提供一级无铅汽油，并要求自1979年10月1日起，减少普通汽油的含铅量。该法的实施，刺激了在发动机点火阶段使用的催化剂的创新。可见，环境创新是在政府环境规制下，由企业具体进行的一种创新活动。因而本文利用双重博弈来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下环境创新。其中博弈之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就环境规制展开博弈，博弈之二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之间就环境创新展开博弈。本文假定上述2个博弈的目的都是为了承接更多的制造工序，而其中决定因素是生产成本的高低。本文假定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博弈在前，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环境创新博弈在后。

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国际垂直专业化中，发展中国家为了承接其中更多的制造工序而展开环境规制博弈。为了使分析简单而说明问题，假设如下。假设1，国际垂直专业化中跨国公司分割出去的制造工序总量是一定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自然为了承接更多的工序而展开竞争。假设2，博弈中存在2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A和B，它们的目标都是在国际垂直专业化中承接更多的制造工序。进一步假设它们的要素禀赋相同，因而只能就环境规制相互竞争。它们面临的选择是严格的环境规制和宽松的环境规制，前者导致制造工序的减污成本上升，不利于承接国际垂直专业化制造工序;后者则相反。假设3，当A采取严格环境规制，而B采取宽松的环境规制时，B承接全部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制造工序，但其也遭受一定的环境损失，其收益为1.5，而A为0。相反，当A采取宽松的环境规制而B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制时，A的收益为1.5，B为0。当两国都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制时，各自承接一半的制造工序，但是环境损失下降，双方的收益都是1。而当双方都采取宽松的环境规制时，还是各自承接一半的工序，但是环境损失增加，双方的收益均仅为0.5。很明显，双方都采取宽松的环境规制是占优策略均衡。因为对其中一方而言，无论对方采取严格还是宽松的环境管制，其采取宽松的环境管制都是最优的选择。即当对手选择严格环境规制时，其收益为1.5;而当对手选择宽松环境规制时，其收益为0.5。反之，它选择严格环境管制，而对手选择宽松环境管制时，其收益为0，而对手也选择严格环境管制时，其收益为1。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承接国际垂直专业化中的制造工序而展开的环境规制博弈，导致环境管制宽松。朱平芳等(2011)采用中国大陆2003—2008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为吸引FDI而展开环境政策博弈的行为［16］(FDI包括水平型和垂直型的，进入中国大陆的主要是后者，表现为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2007年该比例就高达84.3%)。DeanLovely等(2009)对中国内地1993—1996年的2886家制造业合资项目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受环境规制的影响显著［17］。而港台地区在中国大陆的国际垂直专业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很多外包都是由这两地的企业从大型跨国公司接包或接单后，到内地投资生产或转包给内地企业。富士康就是其中的典型，该集团是全球3C产品(计算机、通讯、消费性电子)的最大代工企业，连续9年雄居中国大陆出口200强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