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农业经济学散布思索

本文作者：郑京辉 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有感于农村经济的衰败，实施了一系列复兴农村的计划，一些部门开始做农村经济的调研工作。虽然这些政府部门不是农业经济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但从事了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为此学科的传播及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对高等院校农业经济的科研与教育采取了支持鼓励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乃至繁荣。如1943年，鉴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农业教育方面的贡献，教育部特颁令予以褒奖［2］(P293)。就传播群体而言，主要是:①教会及外国学者。民国初年，西方教会组织派遣一批人员来中国从事农业改良和推广工作，同时也传播了西方农业经济学知识。卜凯既是这一时期受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他在金陵大学任教的二十余年间致力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教学和研究，被认为是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学的权威，“国民党政府将他的主要著作《中国农场经济》指定为农业大学的教科书。全国解放以前各大学的农业经济教授，几乎都是卜凯的学生”［3］(P78)。此外，卜凯还利用与美国各高校的友好联系，邀请很多有声望的外国学者来系任教或讲学，1930—1937年，先后有十九位外国学者到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工作［4］。②留学生群体。民国时期，在农业经济学传播与建立进程中留学生无疑充当着重要角色，这一时期有影响的农业经济学者大多都有留学经历。例如，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先驱许璇于清末留学日本;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唐启宇于1920年代初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外，金陵大学作为中国较早开展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之一，在选派留学生方面贡献突出，如徐澄、乔启明、杨蔚、刘澜涛、应廉耕、崔毓俊、沈宪耀和王立我等先后被派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这些留学生在金陵大学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农村调查实践经验，而留学经历又进一步加强了其理论基础，提高了科研能力，很多人都成为农业经济学领域的权威。

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学的传播载体主要是期刊及译、论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高潮中，各机关、团体创办的有关刊物多达百余种，根据刊物发行机构性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高校类、政府类和民间团体类。①农科学校及其他高校农学院发行的刊物。随着各高校农学院的成立，农业经济学也成为各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部分，很多高校农学院发行了自己的刊物。这些刊物主要是介绍此学科知识，刊载当时农业经济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学术研究、教学为主要目的。②政府类刊物。国民政府一些新设的农村调查研究机构和其他许多农林部门在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同时，也纷纷发行了各自的刊物。这类刊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发行的刊物。这类刊物影响大，发行时间也较长。如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发行的《农业推广》及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主办发行的《农情报告》等。第二类是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实验区发行的刊物。这类刊物种类繁杂，发行者主要为各省的农工厅、农矿厅、农村合作组织、实验区及其他农业推广改进部门，就其影响和发行时间而言，虽远不能和第一类相比，但也自有很强的地方性。如浙江省农林改良总场发行《新农村》及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发行了《福建省农业统计资料》等。③民间学术团体发行的农业经济研究刊物。这类刊物种类繁多，其影响范围、发行时间长短依各团体情况而参差不齐。较有影响的有中华农学会发行的《中华农学会丛刊》、农村教育改进社发行的《新农村》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的《中国农村》等。

虽然这些刊物情况各异，但综而观之有以下特点:①内容上，无论是哪类刊物，农村经济调查都是其中刊载的重要部分。大多刊物不仅设有调查专栏，而且还不定期发行调查专刊，这也反应了当时各农村经济研究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②时间上长短不一。此时农业经济刊物的繁荣主要是受社会潮流所鼓动，但因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定及经费无法保证等问题，许多刊物往往维持不了一年便被迫停刊。③风格上，这些刊物的发行者身份极为复杂，包括了当时持各种政治和社会主张的组织及个人，而且各组织性质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这些刊物各有其宗旨及特色。④由于农村经济衰败的时代背景，无论这些刊物有何特色、持何种政治和社会主张，均以关注农村、救济农村为目的。从这一时期出版的农业经济学论著来看，学者们经历了一个从译介西方农业经济学著作到开始撰写中国本土农业经济学教材的历程。在农业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初，所用教材基本是由外国论著翻译过来的。从各国译著的比例来看，大多是美国、日本、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论著，由于日本农业经济学主要是受苏、美影响，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学主要是受美、苏两国影响，并最终形成以卜凯为代表的中国美国农业经济学及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并立并存的格局。从两个学派论著的比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论著并不多，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学派建立其学说的途径有所差异，卜凯代表的美国农业经济学是在高校建立其学说，学科建设意识较强;而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则是通过对卜凯等其他各流派的批判中确立学说，其理论主要体现在批判性文章中，尚缺乏系统的学科建设意识。故这些农业经济学论著中多为充当高校教科书的卜凯一派学说的论著。随着西方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人们很快发现完全套用西方农业经济学对改变中国破败的农村经济并无实际意义，中国必须要建设适合本国农村情形的农业社会科学。为此，部分学者开始根据中国农村实地调查资料编写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经济学教材，并逐渐在农业经济学的传播中居于主体地位。

从现有已知材料来源来看，无论这些论著从属哪个学说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注重从中国农村经济实际问题出发，以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编著。从这些论著的编写方式与特点看，作者多是鉴于农业经济学书籍的缺乏而致力于撰著，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和普及农业经济学基本知识。从编纂方式来看，大多是从讲义而来，编著的用途多是为了当作教科书，而内容也相对较简单。如薛暮桥的《农村经济常识》一书是他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时编写的教学大纲基础上整理而成，《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一书则是有感于廖谦珂《农业经济学》译本理论的深奥和篇幅的庞大，而抽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辑成的一本适合中国文化教育水平的通俗读物。王一蛟亦云，其书编写目的“全为便于讲授及学生参考用……俾初学农业经济学而及一般青年学子，对农业经济学，得一概念而已”［5］(《自序》)。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本土化农业经济学论著问世，从这批文本中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农业经济研究学者们在此学科本土化建设中所作的种种可贵努力。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种种差异与争论，但在研究对象、范围以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等方面有了相对较为统一的认识。农业经济学概念表述。农业经济学在中国兴起之初，学者们并未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其意义依各经济学家学理差异所定而不同。正如董时进所言:“近来农业经济学(或农村经济学)在中国渐成时髦，惟名词被人滥用，意义愈加松弛。”［6］(P4)以至于“一方各行其是……无一致确定之见解”［6］(P1—2)。林伦彦则认为，农业经济不过是经济学的特殊部门，即它是研究社会的生产、交换及分配的原理原则如何适用于农业部门的一种学问［7］(P1)。唐启宇认为，农业经济“乃研究农人利法各点相互之关系，与农业对于他业之关系，而求农业之繁荣者也”［8］(P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