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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媒介素养困境分析

2021-4-9 | 素养教育教学论文

本文作者:张洁 徐雯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媒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随着笔者参与的师资培训次数不断增加,笔者与一线教师、校长、教育管理者们的接触不断增多而逐渐显现和清晰的。2009年作为培训的第一阶段,我们先后在北京、杭州、武汉、沈阳、上海,进行了7次针对中小学教师的师资培训。为了了解培训效果,我们设计、发放了调查问卷,组织部分学员进行了小组讨论。根据教师们的反馈,2010年起我们调整了培训内容和方法,并将培训对象从普通教师扩大到中小学校长和各级教育管理者。为了深入了解校长和教育管理者们的意见,我们在培训后对他们中的部分进行了小组焦点访问或深度访谈。通过深入交流发现,校长和教育管理者们与教师一样认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他们又有各自关切的问题。带着从师资培训中搜集来的各种疑问,笔者重新审视了自己在黑小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研究的情况,对该校校长和教师进行了深入访问,并对实验期间黑小教师及校长发表的教案、论文等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努力从实验学校的经验中找到应对挑战的方法。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媒介素养教育要在现有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系统开展,教师、校长、教育管理者应分别关注什么问题?其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研究方法

为解决研究问题,本研究先后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多种方法。首先,在师资培训的第一阶段,我们对参与培训的285位学员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题主要包括:你是否希望在自己的学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你最感兴趣的媒介议题是什么等。第二,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笔者调整了师资培训的策略。先后在北京、安徽铜陵、安徽繁昌、湖北武汉开展了5次针对中小学校长及各级教育管理者的培训,培训内容除了原有的理论阐述,我们还进行了示范课演示。为了了解校长及各级教育管理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态度和看法,我们对某些校长和教育管理者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第三,发现问题之后,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作为与笔者长期合作的实验学校,到2010年9月,黑小不仅实现了由专职教师自主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而且有计划地组织和实施了各年段、各学科教师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与现有学科的融合实验。更为可喜的是,2010年12月底,北京市东城区教委在考察、评估了黑小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决定批准成立“北京市东城区第五个校本课程研究小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专题研究组”,以黑小为核心,吸纳周边兄弟学校及东城区少年宫,进行更大范围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研发和推广。作为全国第一个系统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小学,黑小是如何解决课程定位、课程形态、师资培养等一系列问题的?黑小的经验能否给我们一些启示?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一方面对黑小校长、科研主任、参与实验的教师等共12人进行了深入访问;另一方面对黑小校长及教师在实验期间发表的各类文章、教案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主要发现

在师资培训第一阶段的问卷调查中,共有285位学员教师参与了调查,回收到的有效问卷共149份,问卷回收率为52%。经统计分析,没有人在参加培训前“听说过‘媒介素养教育’或相关概念”,在培训现场也没有教师表示曾经接触过相关内容。即便如此,在短短3个小时的理论培训后,共有100位教师明确表示“愿意在自己所在的学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占参加培训教师的35%。从笔者在培训现场与教师们交流的情况来看,除了35%的参训教师明确表示愿意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外,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表示高度赞同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不少教师指出他们没有权力决定学校开设什么课程以及课堂教学中能包括什么内容。因此获得校长的认可和支持,是他们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提条件。根据第一阶段的调查结果,笔者从2010年起调整培训策略,将培训重点转换为中小学校长及各级教育管理者。通过在培训现场的交流互动,笔者了解到对校长和各级教育管理者们来说,媒介素养教育同样是个新鲜、陌生的领域,但他们很快就认同了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例如,2010年1月在针对北京市各级教育管理者及校长代表的培训中,有代表发言说:“大众传媒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境,传媒素养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以及“网络等传媒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谈网色变,只堵不疏,媒介素养课程的开设就提供了很好的思路。”2011年5月,在笔者对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官员及全区47所小学的校长、教师代表进行过理论培训和示范课演示后,29所小学的校长和教师代表表示愿意成为媒介素养教育试点学校,占参加培训学校总数的61.7%。武昌区教育局副局长更明确表示“从区域推动来说,媒介素养教育我们肯定是要做的。这个态度和这个决定,是勿庸置疑的”。笔者历时三年,纵观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10个城市和地区开展的20次师资培训经历,笔者清晰地发现,即使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等概念对教师、校长及各级教育管理者是崭新和陌生的,但大家很快就能认同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无疑是因为近年来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正如武汉市武昌区的一位校长所言:“孩子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我们成长时代背景完全不同,我深深地感到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对孩子们的生活乃至今后的影响至关重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获得教师、校长、教育管理者们对开展媒介素养教育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可之后,笔者发现由于教师、校长、教育管理者在学校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承担的角色不同,因此涉及到课程实施时他们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例如,教师更关注教学资源,课堂教学技巧,师资培养周期,学生学习效果评价方法等微观层面的问题;校长和教育管理者则更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课程形态、媒介素养教育与现有课程的关系,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趋势等中观或宏观层面的问题。具体说来,校长和教育管理者们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首先,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目标及其与现有课程体系的关系问题。参加过培训的校长和教育管理者们普遍表示,课程研发者必须对“媒介”、“素养”、“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等概念进行更加清晰、准确的界定,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学目标及其与现有其他课程的关系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给出更合理的解决方案。因为,如果说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旨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那么语文、数学、品德与社会等其他课程似乎也具有这样的目标。而且,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很多内容,如信息的搜集与整理、网络运用技能等,在语文、信息技术、品德与社会等学科中都已涉及,那么,如何区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异同?只有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学科体系有了明确的界定和系统的论证,才能为后续的课程实施、师资培训等奠定基础。第二,课程定位、课程形态问题。访谈中很多校长、教育管理者对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应作为校本课程、地方课程还是国家课程来实施有不同意见。一些校长认为,校本课程应突出学校特色,因此,如果把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作为校本课程来实施,那么不利于该课程的普及;但如果把该课程作为地方课程或国家课程,那么教育管理部门就要出台相应的考核标准,才能对课程实施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此外,由于社会发展对人的知识体系提出多方面挑战,现在要进入课堂的内容非常多,如灾难教育、生命教育、性教育等,而学校教育的课时有限。那么,媒介素养教育是作为一门独立课程来实施,还是作为现有学科中的板块,以融合课的形态来实施更可行?第三,开课年级、课时量的问题。笔者已经开发出的媒介素养教育教材是针对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在实验学校实验期间,课时安排为每周一课时。访问中有校长指出,现在的儿童自出生之日起就在媒介的团团包围之中,那么媒介素养教育课是否应从一年级就开始开设?每个年级的教学内容有无区分?课时量有无变化?第四,关于师资培养问题。不少校长在访问中询问,应该选派什么学科的教师参加师资培训?据他们理解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与品德与社会学科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似乎对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要求较高,那么应该从哪个学科的教师入手?此外,媒介素养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因此,对教师的人文素养、自身素质要求较高,再加上关于媒介的知识瞬息万变,那么教师应该储备哪些方面的知识?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具备实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能力?在现有教师日常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如何调动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有无可能将参加媒介素养教育培训纳入教师的继续教育体系?第五,关于教学硬件设施、课程适用对象等问题。由于笔者在示范教学中,采用了多媒体课件和大量影音素材,因此不少校长在访问中提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否必须具备电脑、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以外来务工人口子女为主要生源的校长更关切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是否适应他们学校生源的特点。第六,相关资金和费用的问题。无论是师资培养,还是硬件投入,校长和教育管理者非常关切如何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虽然,在笔者的访谈中,教育管理者和校长都表示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还是学校都有一定的科研经费,但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应按什么样的比例投入多少经费,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方案。与校长、教育管理者更关注课程定位、课程管理、师资培养模式等问题不同,教师关注的问题更加具体。例如,首先教师最为关注的问题是,现在已经开发出了哪些媒介素养教育教材?如何获得这些教材及配套的多媒体课件?在使用这些教材或课件时,能否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进行修改和调整?第二,要具备实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能力,教师应具备哪些知识和技能?如何才能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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