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拓展思路

本文作者：罗生全 欧露梅 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嬗变

媒介素养教育最早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E.R.Leavis）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DenysTompson）发表了文化批评论著《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andEnvironment:TheTrainingofCriticalAwareness）。该书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并提出了系统的教学建议。作者在书中设计了一系列以新闻、广告和流行小说为题材的课堂练习[2]。在E.R.利维斯及其学生的倡导和影响下，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的中小学开始尝试开设有关媒介的课程和讲座，以培养学生对正在普及的大众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的抵制和批判意识。此后，媒介素养教育运动在欧美乃至世界各国迅速开展起来，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尤其受到重视，并逐渐被纳入中小学课程与教学体系，重点培养中小学生的媒介文化素养。不过此时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以抵制大众媒介与保护传统文化为主，这也是《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的核心思想和观念，被称为利维斯主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目标则演变成了鼓励学生批判和抵制大众媒介，以避免受到来自外界媒介的负面影响和侵害，从而保护传统的本土文化和精英文化。文化保护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倡导者是英国学者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他在《前言：媒体素养教育革命》(Foreword：TheMediaEducationRevolution)一文中，将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总结为“三大历史范式(ThreeGreatHistoricalParadigmsOfMediaEducation)”，即“免疫范式”(TheearliestParadigmisnowPopularlyKnownastheInoculativeParadigm)“流行艺术范式”(PopularArtsParadigm)和“再现范式”(RepresentationParadigm)[3]。在“免疫范式”阶段，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采用的是一种预防的方法，以此来抵抗大众传媒，从而保卫传统的精英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主要处于一个抵制大众媒介的“文化保护主义”或“免疫式”发展阶段。这种基于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强调大众媒介的消极内容和负面影响，把媒介看作是绝对的有害物，把学生看作是绝对的受害者，因而试图通过教育来帮助中小学生逃避和免受外界媒介的侵害。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兴盛与发展，国外兴起一股文化研究的思潮。关于大众文化的新观念和新主张不断产生并蓬勃发展，这些变化与研究引发了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一次重要转折，即由过去抵抗和防御大众传媒的“文化保护主义”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文化主义”教育。在当时众多的文化研究中占据核心和重要地位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这一学派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帕迪•沃纳尔(PaddyWhannel)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从反对利维斯主义传统精英文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文化所指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而不单单是指世界上存在的最优秀的文字或语言。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只是不同的文化层面而已。”[4]这一观点赋予大众文化新的意蕴，文化的表达形式是多元的，它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越来越满足不了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因而转向对大众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并且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生活与学习范畴。此外，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和帕迪•沃纳尔(PaddyWhannel)在《大众艺术》(ThePopularArts)一书中，对以往的传统精英文化观点进行了抨击，提出许多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建议和对策。他们强调教师要对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和认识，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以往的传统文化与课本知识，而应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体验过程中去，鼓励学生不仅要认识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还要不断接触和解读大众媒介的一些积极作用[5]。综上所述，人们对于大众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转变无非是因为人们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改变，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了新的认识和体验。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转折具体表现为教师和学生在认识与观念层面上的变化。首先，大多数教师在自己的成长与教学过程中都受到过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影响和熏陶，他们一直都很难接受利维斯主义关于抵制大众媒介文化的保护主义观念。在大众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原来对于大众媒介文化的客观认识和理解，因而转向对大众媒介积极作用的重点倡导和传授。其次，从中小学生的需求层面上看，过去那种传统的文化知识和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各种新需求，学校以外的社会大众性文化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文化保护主义等旧观念开始受到批判与挑战，各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摆脱过去保护主义的思想和枷锁，进入到一个新的“超越保护主义”发展阶段，这主要是基于当时新发表的一篇论文。1998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大卫•帕金翰(DavidBuck-inghaon)发表了一篇名为《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MediaeducationintheUK:Movingbeyondprotectionism)的文章。他在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关于媒介素养教育“三阶段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思考与探究，进而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历史嬗变的“四阶段论”：（1）甄别与抵制；（2）基于“文化研究”的“流行艺术”；（3）屏幕教育与意识形态怯魅；（4）超越保护主义[6]。帕金翰认为，在新的媒介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教育者对媒介的态度要变“堵”为“导”，应以青少年为中心，尊重他们既有的媒介知识和媒介体验，引领青少年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媒介信息做出明智的选择，尤其是要鼓励青少年参与媒介制作，以增进他们对传播的本质和媒介新技术的认识。换句话说，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彻底超出保护主义的范畴。”[7]这里的“彻底超出保护主义的范畴”并不是完全否定过去，而是要在媒介素养教育已有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在认识大众媒介负面影响的同时注重对媒介积极作用的发觉与提倡。总之，“超越”二字的含义是多元性的，“超越保护主义”阶段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也是多元性的。用TeresaReneeTaylor的话来讲，“超越保护主义”阶段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价值目标已从过去单一的文化保护主义扩展为包含“预备”(Preparation)“保护”(Protection)和“享用”(Pleasure)的三重(3P)目标。其中，“预备”是指媒介素养将使受众获得辨别媒介信息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成为现代社会中明智和理性的公民；“保护”即传统媒介素养教育使受众免受媒介负面信息的影响；而“享用”则是指媒介素养教育尊重受众使用媒介的正面经验，在单纯地解构媒介文本外，也让受众能够产制自己的媒介文本并参与到媒介组织中去[8]。因此，学生除了在接受教师所教授的有关媒介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对自己已有的媒介知识进行客观的总结和评价，积极参与媒介交往，对现有媒介文化和环境进行客观正面的认知与体验，以增强自身的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