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农村教育论文
本文作者：曲铁华 王丽娟 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由此也展开了全面化的农村教育现代化探索。高考制度的恢复为农村青年提供的平等竞争权利，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并且在农村形成了浓厚的向学风气。考上大学，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成为国家干部身份，就成为当时农村学生的主要追求。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精神生活与价值取向受到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广大农民缺乏主体意识，就范于丧失自我个性的社会本位角色，于是围绕单一的升学目标，跳出农门、改变农业人口身份———“离农”的泛学历主义教育便成为农村教育唯一的价值取向，它强调“知识本位”，将学生个体生命异化为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工具人，使之不能和谐融入农村生产建设与社会现实之中。这种教育价值观缺乏对农村教育特殊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思考，妨碍了农村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耗费了大量农村资源后，只为城市输送少数精英而已，而“使大量接受完基础教育的农家子弟基本上处于边缘人的状态”［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中国社会经济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年代。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双包”制度，明确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是党对于农村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２］。同时，农村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农民面向市场，确立农户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８０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传统农耕文明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农业转变，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乡个体私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商贸服务业的广泛兴起以及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农民就业观念发生改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使农村三个产业同步发展，此时由于中国社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消解旧体制、旧观念，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益能够比较明显地体现，社会结构和利益开始出现分化，但还没有造成严重的贫富差别，以农民为主的体力劳动者首先参与市场经济并从中获利，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脑体倒挂”现象［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村教育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教育知识本位与教育市场本位并举的两极分化，过去知识可以摆脱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现在金钱也可以拥有一切，农民迅速致富的念头甚至远比获得高学历和社会地位的观念强烈得多，在农村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思潮。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趋于成熟，同时伴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渐兴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文化水平低的人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拉开了很大差距，新的社会结构相对定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社会阶层的分化造成了一个包括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失业和半失业人群等构成的庞大的弱势阶层和底层社会。此时中国社会改革已经上升到“转型阶段”，“转型是由上层发起，以明确的创造市场经济为目的，通过决定性的立法行动实现”［４］。在实现国家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教育走上了以教育规模、数量的急剧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化发展的道路，通过国家政策把市场关系强行引入到公共教育领域，教育体制改革被搁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教育产业化”倾向，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加大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在教育产业化理念指导下，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投入和产出比例来衡量，高昂的学费让大量农村贫困的家庭感到大山一样的沉重，同时，花费巨额费用大学毕业后却不能找到工作。在这样的难题面前导致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抬头。
自改革开放至２００５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农村教育的运行，由于无法摆脱对城市行政命令的高度依附，陷入“一时依附于政治、一时依附于经济，今天是政治的奴仆，明天是经济的婢女，忽而政治化，忽而商品化，忽而又产业化”的浪潮中，农村教育只为了模仿城市，只是具有一种对城市的服务性与从属性。教育规律所要求的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人的发展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模糊和忽视了。这种城市本位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发展模式，忽略了农村教育自身的现实处境与需求，这种畸形的藕合关系及其低下的运转效率，已使农村教育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战略的牺牲品。如何重塑农村教育价值取向，有效实现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平衡，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２０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城乡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理念，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农业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２００１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坚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把农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因此，在教育价值观问题上必须突破个人与社会、农村与城市所构成的二维认识平面的局限，不断修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衡，实现“农本主义”、“城本主义”与“人本主义”教育价值的整合，通过教育进而全面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实现农民人格范式的现代化，以使我国由人口大国逐渐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这标志着农村教育价值观主体意识的增强，它将促进我国农村教育不断走向独立与成熟。
改革开放至２００５年，中国农村教育价值观经历了知识本位、经济本位、政治本位几个发展阶段，而每一种教育价值观念都试图以城市为摹本对农村教育进行本质把握，其结果是使农村教育离农村现实社会生活越来越远。为了促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全面进步，笔者认为，当前农村教育应该实现“农本主义”、“城本主义”、“人本主义”教育价值取向的有机整合，以尽量小的代价获得效益的最大化，异质价值取向相互规范、相互制约，在不同的价值维度之间保持着适度的张力。透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价值观念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影响新的“三位一体”农村教育价值观念建构的现实基础、关键所在、具体实效与战略全局的基本因素，由此为当前现代化农村教育观念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