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中国哲学论文
本文作者:刘因灿 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三教之间的冲突成为历史常态,特别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长期受到儒道两家的排挤和攻击。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主要借助思想论辩化解这些冲突,南北朝时期的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神灭神不灭的论争等便是明证。这些论辩客观上使三教思想得以相互砥砺,推动了三教之间的文化对话。与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相伴随的是它们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问题意识上相互接近。问题意识是哲学思考的逻辑起点。在不同历史阶段,三教有许多趋近甚至相同的哲学问题。例如,天人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先秦时期即是儒道两家的共同话题,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主张。魏晋时期,玄学的基本问题是“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当时儒道两家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基于不同的思想立场形成了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等派别。玄佛合流中,玄学家讨论的“有”、“无”关系问题与般若学讲的“空”、“有”关系问题也是相近的。隋唐以后,三教先后出现了心性论转向,儒学讲心性,道教讲道性,佛教谈佛性,尽管它们使用的概念不同,但都是在各自思想架构内探讨理想人格的可能性和内在根据问题。
第二,思维方式上相互借鉴。思维方式在哲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于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有决定性影响。思维方式的融合在三教关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如佛学家资取玄学思维诠释佛教空观,形成了“六家七宗”与僧肇哲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可以与玄学中的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相呼应;隋唐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如成玄英、李荣、王玄览等援用佛教中观思维,对《道德经》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建立了思辨色彩浓郁的重玄学,也把道教的理论水平提高到历史最高点;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又吸收佛教、道教的形上思维,对孔孟儒学进行了改造和提升,把儒学带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价值观念上相互融通。三教的价值观念有着重大差异,儒学充满入世精神和人文情怀,道教和佛教本质上主张出世主义。但是这种差异并非表明它们是决然对立的。儒学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争论很多,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儒学具有与宗教相类似的终极关怀。佛教和道教虽以出世为究竟,但也有入世精神。道教的基本纲领是理身、理国。理身着眼于个人修身养性,得道成仙;理国旨在治国安民,理国的理念带有经世、济世的价值导向。大乘佛教以菩萨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强调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如果说自度尚可以离世求解脱,度他则必须涉入世俗生活。佛教、道教的入世精神还体现在他们对儒家伦理观念的高度认同。如东晋道士葛洪将儒家伦理融入到道教的修道理论中,强调欲求神仙,应以忠、孝、仁、和、顺、信、仁为本,若德行不修,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北魏道士寇谦之主张天师道要以礼度为首,等等。在佛教中,倡导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的高僧比比皆是,宗密、契嵩等佛学家还对儒佛互通作了系统论证。除此之外,中国佛教还翻译甚至伪造了许多与儒家伦理相契合的经典,如《六方礼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盂兰盆经》等等,这也反映了佛教对儒家伦理的认同。
第四,社会功能上互为补充。古人常云,儒学治国、佛教修心、道教养身,说明三教的社会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也说:“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③涉世、忘世、出世代表儒、道、佛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然而它们在指导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又能相互补充,“缺一则偏,缺二则隘”,因此在历史上,“即世又出世”成为无数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而许多朝代实行三教并尊的文化政策,则是看到了三教在维护社会稳定、教化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三教之间存在的相异互补关系,使它们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能不断从对方汲取思想养分,实现各自哲学意识、文化观念的转进,这是三教形成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原因。它们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相得益彰,各显其能,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哲学则在三教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中获得发展、创新的动力,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哲学的鲜明特色,而儒学、道学、佛学也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
儒释道三教的相异互补关系得到了相当多研究成果的支持。然而,当它们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视域,则是另一种境遇。纵观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比较偏重儒学,对佛道两家有所轻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早期开创者陈黻宸、谢无量等径直将道术或者儒学等同于哲学,将哲学与经学混为一谈,他们的哲学史讲义或著作自然无法涵盖佛教和道教的哲学。而冯友兰3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哲学史》)充分利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真正意义的现代学科,无可争议具有典范意义,但是该书也没有很好地处理三教关系问题,当时即引起了胡适、陈寅恪等学者的注意,所以本文便以此书为起点进行讨论。从三教关系来看,《哲学史》贯穿着明显的儒家正统史观。胡适最先指出,冯友兰的观点是中国正统派的。所谓“正统派”的观点,是指冯友兰对孔子的评价。冯友兰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系统思想的哲学家,所以中国哲学史应该从孔子讲起。他又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认为苏格拉底的思想经过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发扬,成为西洋哲学的正统;孔子的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扬,成为中国哲学的正统④。对于胡适的看法,冯友兰也予以承认,不过自认为这种观点是以批评的态度得出来的。胡、冯两人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历史考证方面,更重要的是哲学史观上的重大差异。胡适进一步推论:“根据这个正统的观点,中国哲学的第一阶段一定是始于孔子,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第二阶段必定是‘经学时代’,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经学时代。尽管有道教自然主义的强大影响,佛教征服中国千年的历史以及作为宗教的道教的产生和发展,惟有儒家思想最为重要。”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