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化理论论文
本文作者：段玲? 单位：四川外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
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和９０年代Ｊａｍｅｓ Ｌａｎｔｏｌｆ和他的同事Ｆｒａｗｌｅｙ（１９８５）以及Ａｌｊａａｆｒｅｈ（１９９４）就开始致力于将Ｖｙｇｏｔｓｋｙ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２０００年Ｌａｎｔｏｌｆ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Ｏｈｔａ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Ｓｗａｉｎ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３］。２００８年，Ｌａｎｔｏｌｆ与Ｐｏｅｈｎｅｒ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Ａｂｌｅｅｖａ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Ｈａｕｇｈｔ和ＭｃＣａｆｆｅｒｔｙ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Ｍａｈｎ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４］。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２００８）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５］；韩亚文（２００９）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６］。文秋芳（２００８）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７］；高一虹、周燕（２００９）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８］；贾冠杰（２０１０）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９］。
尹洪山（２０１１）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１０］。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２００８）［１１］，贾光茂、方宗祥（２００９）［１２］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２００８）［１３］，张剑锋、李雪飞（２００９）［１４］，朱静静（２００８）［１５］。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Ｋａｓｐｅｒ ＆Ｒｏｓｅ，２００２：２３７）［１６］。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Ｒｏｓｅ ＆Ｋａｓｐｅｒ（２００１）［１７］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Ｆｕｋｕｙａ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１８］、Ｓｉｌｖａ（２００３［１９］以及Ｋｏｉｋｅ ＆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５）［２０］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２００５）［２１］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２００５）［２２］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２００７）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２３］；毛眺源（２００９）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２４］；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２００８［２５］，２００９［２６］）。到了２０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Ｋａｓｐｅｒ ＆Ｒｏｓｅ（２００２）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Ｏｈｔａ（２００５）［２７］建议研究者使用Ｖｙｇｏｔｓｋｙ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Ｊａｍｅｓ Ｌａｎｔｏｌｆ和Ｓｔｅｖｅｎ Ｔｈｏｒｎｅ（２００６），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内化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活动理论（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最近发展区理论（ｔｈｅ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牛瑞英，２００７）［２８］。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他人调控（ｏｔｈ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和自我调控（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的主要方式（Ｌａｎｔｏｌｆ ＆Ｔｈｏｒｎｅ，２００６；Ｌａｎｔｏｌｆ ＆Ｐｏｅｈ－ｎｅｒ，２００８）。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ｅｃｈ）、自我中心言语（ｅ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ｓｐｅｅｃｈ）、私语（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内在言语（ｉｎｎｅｒ－ｓｐｅｅｃｈ）和手势语（ｇｅｓｔｕｒｅ）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２００７）。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Ｌａｎｔｏｌｆ ＆Ｔｈｏｒｎｅ，２００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