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法律体系创建

作者：何红英 单位：西南大学育才学院

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主张“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４］；美国社会学家罗尔斯也提出，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该使这种不平等既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所有人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５］。由此，笔者认为，不平等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决定了我们有必要用法治的形式对其进行调适。所以，我们用“教育公平”来表达对教育法治首要价值的追求更为妥当。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推进教育公平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促进城乡教育公平是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方向，教育公平的关键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重点在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农村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以法治促公平”，即以“依法治教”来促进教育的公平。法是最优良的统治者。西方社会法学家庞德提出，法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种利益中大部分或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利益得到满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的牺牲［６］。因此，法治或许是实现公平最有效的秩序模式。中国目前还处于向法治转变的进程中，法治建设主要还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和思考，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７］。在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历程中，农村教育的环境与状况会因时因域而有所变动，农村法治始终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因此，在农村教育法治建设中，唯有将国情与域况、全国法制统一与地方自治立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重庆农村教育法治的现状

（一）重庆农村教育法治进展与成效重庆市把教育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将农村教育改革作为全市教育城乡统筹发展的重中之重。２００６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偿还１８亿教育欠债，主城九区“普九”欠款的，市政府财政承担２０％，区县承担８０％，走在了新义务教育法的前面［８］。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中共重庆市委二届十次全委会在《关于构建和谐重庆的决定》中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确立了“到２０２０年时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教育中心”这一发展目标。２００８年秋季，重庆全面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惠及全市３６０万中、小学生。２００８年７月是重庆农村教育发展的转折点，教育部与重庆签订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重庆自此成为西部地区实行统筹城乡教育的一块“试验田”，全市人均受教育年限由２０００年的７．３７年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８．６年［９］。到２０１０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的比例由１９９６年的５６．１６％提高到９０％，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１９９７年的８％上升到３０％，进入了大众化阶段［１０］。在农村教育方面，一方面，重庆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已颇见成效，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学校已达到６２３所，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近２５９万人入学，投入２３０亿元建设包括农村寄宿制项目、农村远程教育在内的教育重大项目［１１］；另一方面，重庆通过城乡学校“百校牵手”、“捆绑发展”、“对口帮扶”等一系列举措，推进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适应《义务教育法》修改的《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将对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中的教育事业发挥重要的影响。

（二）重庆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不足重庆在统筹城乡教育“试验田”期间，基本解决了农民子女上学难、农村学生辍学率高以及义务教育完成率低的问题，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工作成效显著，在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教育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就重庆农村教育的长足发展而言，尚缺乏立法的充分保障，现有的制度尚不能完全解决农村教育的法治保障问题。１．重庆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制度供给不足俄罗斯曾严格试行各级政府分担对各级教育经费保障责任的举措，但主要因缺乏必要的国家收入分配机制而以失败告终，后续改革也因欠缺预算机制综合改革经验而陷入具体学校和各级教育拨款的两难之中［１２］。我国农村教育经费问题往往体现在拨款之前的财政预算环节和拨款之后的利益分配环节，经费投入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难题。在依法治教的全过程中，依法行政是关键，执法监督是行政保障，权利救济是司法保障，他们与教育立法同步运行或者后续支持，都无法取代教育立法环节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有法必依”的大前提应该是“有法可依”，重庆农村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立法体系的完善。在立法上，重庆地方性教育立法面临诸多困境。首先，地方没有一部针对农村教育的专门法规，目前的制度都是普适于城市与农村的概括性规定，“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的立法模式难以保证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据调查资料显示，农村人口对农村教育单独立法的需求比较迫切，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对农村教育单独立法的要求更为强烈。他们认为，需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１３］。其次，政策性“意见”、“决定”、“通知”、“方案”的数量与权威远胜于单薄的法律性“办法”，政治的威望远胜于法治的权威。在我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深地烙上了国家的政治标签。台湾公法学者陈新民认为，指导方针树立了国家的价值观，导引立法方向，其政治和道德作用大于法律意义［１４］。重庆农村教育的大政方针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有待于提升到法治的高度，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或者具体规定。第三，立法层次较低，配套机制不全。比如：《重庆市学生申诉办法》在性质上属于地方性政府规章，在位阶上处于规范性行政立法的最底层，效力略高于地方政府制定的临时性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该办法流于空泛，在貌似完备的授权性与义务性法律规定的背后，缺乏监督、制衡的长效机制，缺乏程序性规范对实体性规范的保障。２．重庆农村教育的内涵不足在城乡比较的视野下，从国内经费投入看，农村小学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７５％，但教育经费投入仅占４８％，初中教育经费投入农村仅占２９％，生均教育经费，城镇是农村的两倍多。从师资队伍看，农村高一个学历层次的教师，比城市低３０个百分点，教师学历不合格率高达７０％之多［１５］。由此可见，农村教育不仅输在了路上，更输在了起跑线上。重庆农村存在地域性极强的特殊人群，即“留守子女”，与因无钱支付学费的辍学儿童、街道乞食的流浪儿童一起构成了三大农村教育弱势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条件继续完成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学习，据教育综合指数估算方法，在过去的１０年里，教育对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７．０４５％，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０．５４％［１６］。因此，民办教育、职业教育等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但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等尚无法构成对农村发展的有效支撑。重庆的农村教育结构体系主要由三大块构成，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笔者认为，其中包含继续教育在内的成人教育领域的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又缺少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短时间内很难转化为立法规定。重庆多数农村地区教育结构单一，普通中小学教育发展较快，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对薄弱。２０１０年７月，重庆市决定把所有就读职业学校的农村学生自动转为城市居民，今后１０年力争使２００万农村学生变身“市民”，新增就业岗位将优先接纳重庆职校毕业生。但是，农村职业教育状况仍不容乐观，全市农村常住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仅为７．３％，职业学校的数量也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８３所减少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５３所，减少了１６个百分点，恰恰与农村经济的加速发展背道而驰［１７］。重庆农村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较低，很多地方的农村职业教育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