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政治教育论文
作者：胡涤非 单位：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资料来源与研究设计
１．资料来源及样本概况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Ｎ大学。Ｎ大学是一所涵盖了理工、文科、医科等学科的综合性“２１１工程”大学，从建校以来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包括港澳地区），是国内港澳大学生就读最集中的高校之一。从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到７月２７日，针对该校本科生做了８６３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８３３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６．５％。在抽样设计上，首先按分层抽样原则，将研究对象分为内地生和港澳生两大类。再按等距抽样原则，分别对内地和港澳大学生的宿舍进行编号。对于内地学生，按每间隔３个宿舍访问该宿舍１个学生的原则，共访问４６７个学生。对于港澳学生，按每间隔５个宿舍访问该宿舍１个学生的原则，共访问３９６个学生。剔除填答不完整、有明显拒答倾向和不符合研究要求等情况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８３３份。样本分布情况如表１所示。在生源地分布上，内地生４５２个，港澳生３８１个；在年级分布上，调研时恰逢２００６级学生临近毕业，因此大四学生样本量明显偏少；在性别分布上，男生３４５个，女生４８８个。
２．研究设计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以台湾学者陈义彦在１９７５年所做的“台湾地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项目为基础，结合当代政治社会化特点（如网络等媒介的普及）和本项目研究目的修改制作完成。根据本项目研究目的，测量问项分为两大部分：对政治态度的测量；对政治社会化媒介影响力的测量。由于问项较多，而篇幅有限，本文并未列出具体问项。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将“政治文化”与“政治态度”几乎是等同使用的［５］１２－１３。他认为政治文化包括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在四个具体维度上对政治态度进行测量：对政治知识的测量，设计了４道政治知识题目，每答对１题记１分，分数越高表明政治知识越丰富；对政府政治信任的测量，通过询问大学生对领导讲话的信任度和处于困境时对获得政府帮助期望值大小进行测量；对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测量；最后通过询问大学生对自身影响政府决策能力的大小测量其政治效能感。影响政治态度形成的媒介是多种多样的，大多学者认为家庭、学校、社团和大众传媒最为重要。我们的研究也选取了这四种媒介，观察它们对大学生政治态度形成的影响：通过家庭媒介，了解父母与子女的相处模式和父母的政治兴趣；通过学校媒介，了解高中和大学阶段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相处模式和学生对学校民主氛围的感知与评价；通过社团媒介，了解学生参与校内和校外社团的积极性；通过大众传媒媒介，了解学生与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的接触频率。大部分的问项都使用了四点式李克特量表，如在测量教师与学生的相处模式时，针对“大学以前您的老师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参加讨论或表达意见吗”这一问题，请受访者从“从不”、“很少”、“有时”、“经常”中选择一项，在数据处理时，依次对这四个选项以“１”、“２”、“３”、“４”进行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师生相处模式越民主。至于信度检验，由于政治态度和家庭、学校、社团以及大众传媒四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影响力这五个维度的指标都分别包含了多个问项，因此有必要对每一维度所涵括问项的内在一致性进行检验（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值检验），以剔除不相关的指标。根据统计学家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Ｋｏｈｌｉｅｔ和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的意见，凡是总体得分的相关系数小于０．４，且删除该项目后ａ值反而会增加的项目都应该删除。如表２所示，各指标维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值检验结果分别为０．６５８、０．６８４、０．６７８、０．６４９和０．８３８，总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值为０．８１４，均大于０．４，说明本研究设计的各维度指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资料分析与讨论
１．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比较为了比较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是否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如前所述，政治态度包括政治知识（０－４分）、政治信任（１－４分）、政治参与（１－４分）和政治效能感（１－４分）四个方面，将四个维度得分加总作为政治态度得分（３－１６分）。在政治态度得分方面，内地大学生得分为８．９１５，比港澳大学生得分８．７０７高出０．２０８分，两者的差异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如果将大学生政治态度得分合并为三组：消极政治态度（３－７分）、中间政治态度（８－１２）和积极政治态度（１３－１６），可以发现内地和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得分分布比较一致。如表３所示，内地和港澳大学生主要集中于８－１２分的中间政治态度组，其中内地生的比例比港澳生稍高；第二位的是７分以下的消极政治态度，约有１７．４％的内地生属于此类，属于此类的港澳生则更多一些，约占港澳生总数的２２．０％；属于积极政治态度的内地和港澳大学生都比较少，分别只有１个和３个。接下来对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四个维度得分的具体情况逐一进行比较。由表４可知，除了政治效能感外，其他样本方差都具有齐性。对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知识得分和政治参与态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差异较大：内地生政治知识得分平均为３．１４，高于港澳生的平均得分２．７２，经过检验，其差异已经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在政治参与方面，港澳生政治参与平均得分为１．７３，比内地生的１．６０高出０．１３分，其差异也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在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上，内地和港澳大学生的态度存在少许差异，但都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对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差异进行比较的同时，还应留意二者的相同之处：首先，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四个维度得分由高到低的排序相同，依次为政治知识、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其次，多数大学生政治态度总分都在８到１２分之间，居于中间水平。其中内地生在政治知识得分上最高，但其平均水平也不过３．１４分（总分为４分）。在政治参与得分上，内地和港澳生都比较低，尤以内地大学生为甚，仅为１．６０分（满分为４分）。
２．政治社会化媒介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力第一，各维度因子分析。如前所述，问卷主体部分可分为如下五个维度：政治态度、家庭媒介、学校媒介、社团媒介和大众传媒媒介。每一维度中又包含了若干具体问项。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政治社会化媒介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力，对上述五个维度分别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政治态度维度只能抽取到一个因子，不需要进行降维处理，其余四种政治社会化媒介需要进行降维。运用主成分法，通过直角转轴进行因子分析，将ｌｏａｄｉｎｇ小于或等于０．７的小载荷量删除，根据剩余各变量的因子负载抽取到四个维度共八个因子。如表５所示，它们分别是家庭媒介维度（包含父母子女相处模式因子Ｆ１和父母政治兴趣因子Ｆ２）、学校媒介维度（包含学校民主氛围因子Ｆ３和师生相处模式因子Ｆ４）、社团媒介维度（包含校内社团参与因子Ｆ５和校外社团参与因子Ｆ６）、大众传媒媒介维度（包括电视媒体接触因子Ｆ７和网络报纸接触因子Ｆ８）。第二，政治社会化媒介与政治态度的相关性分析。阿尔蒙德在对五个国家的公民文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家庭、学校、工作经历等政治社会化媒介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这些媒介都属于非政治领域，“非政治参与经验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并不是很明确。”［５］３２９那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家庭、学校、社团和大众传媒这些政治社会化媒介与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其关联程度如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二元相关分析，如表６所示。将前述八个因子所包含的问项得分分别进行加总，得到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ｆ５、ｆ６、ｆ７、ｆ８共八个变量，再将这八个变量与政治态度进行二元相关分析，发现它们与政治态度之间都是相关的，父母与子女相处模式（ｆ１）、父母政治兴趣（ｆ２）、师生相处模式（ｆ４）、校内社团参与（ｆ５）这几个变量在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政治态度相关，其余变量与政治态度的相关程度均达到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与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是相关的。第三，政治社会化媒介对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影响力的比较。将前文所述八个变量（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ｆ５、ｆ６、ｆ７、ｆ８）作为自变量，以政治态度作为因变量，建立如表７所示的多元回归模型Ｉ，该模型能够解释政治态度１６．２％的变异量（Ａｄｊ．Ｒ２＝０．１６２）。其中，学校民主氛围（ｆ３）和电视媒体接触（ｆ７）这两个变量在模型Ｉ中通过了水平为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校外社团参与（ｆ６）和网络报纸接触（ｆ８）变量在模型Ｉ中通过了水平为０．１的显著性检验，其他的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学校民主氛围和电视媒体接触变量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有比较大的解释力，校外社团参与和网络报纸接触变量对政治态度的形成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他变量则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几乎没有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