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乡村教育教学论文
本文作者:范莉 单位:延安大学
什么是“经济学”及其与社会学的关系这里首先谈一下“什么是经济学”,原来我们所说的传统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就是打破新古典,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传统经济学重视价格机制而现代经济学更重视非价格机制,于是政治、社会的结构对于经济学变得重要了。经济学应该干什么?经济学本质上应去关注社会重大问题。我国当前情况下农村教育布局调整问题中教育成本主要是由家长、受教育者、纳税人(政府)和社会人士共同分担,因为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是研究教育财政及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地区经济实力的影响,越是发达富有的地区就越具有话语权,这样一种惯性会导致农村教育改革步履维艰。从城乡硬件设施对比中看待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若是以理性的“经济人”思维出台政策或许遵循了经济学原理但却不一定适应社会发展真正的需求,本文对城乡中小学教育硬件设施来进行对比:2002年4月8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文章,标题为“人大附中超过日本最好的中学”。文章历数人大附中在教学硬件方面走在了全球中学的最前列,拥有学生专用的、设备先进的科学实验大楼、高科技“全副武装”的图书馆和综合楼……实事求是地说,人大附中在我国只是办学条件最好的中学之一,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省市,不少中小学不仅校园建筑豪华,各种先进设备和设施连很多大学都望尘莫及。
可是就在同时中国西部不少农村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不少孩子的基本学习条件仍然缺乏保障,很多学生时时面临失学危险,“黑房子,土台子,中间坐几个泥孩子”是这些学校的真实写照。在一些村庄,学校的设施极其简陋,教师是租借来的废弃房屋,学校办学经费紧缺,连粉笔都买不起,无水、无电、无厕所和无操场的学校并不罕见,学校的教室常常是牲口棚、坍塌的庙宇或无遮盖的其他地方。在云南贡山县山区,有孩子在凛冽的寒风中光着脚,身穿单衣服,聚集在四处漏风的教室里。在与西部农村情况极为相似的湖北巴东,也曾有一所小学的学生打着伞在露天上课。这就不难看出我国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才能够将资源合理分配、合理应用将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都需要重视的课题。教育成本投入中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农村教育布局调整中教育成本投入的主体是政府和农民。政府投入主要集中在财政拨款,政策倾斜等方面,具体表现在“撤点并校”的过程中为改善办学条件,购买新的仪器设备、配置新的教育教学设施,尽管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倡导者宣称“撤并学校可以减少政府开支、提升学校的规模效益”,但实际上教育的支出不是减少了,而是转嫁了,离学校较远的农民家庭每年要为上学额外支出上千元的交通费、伙食费和住宿费。
我们“撤点并校”的愿望和初衷是美好的,然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宣称可为纳税人节约数百万美元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州政府在学校合并上的花费超过了十亿美元。教育收益由社会和个人共同获得农村教育布局调整中的收益集中在国家与个人两个方面,首先教育本身具有正的外部性,教育的普及率越高、教学质量越完善越会给社会带来好处。其次教育对个人是与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呈正相关趋势。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教育和收入之间都呈正相关。在美国,学历越高者收入也越高,博士学位者平均月收入3637美元,硕士学位者2378美元,学士学位者1827美元,职校毕业者1088美元,中学毕业者921美元。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的估算,每增加1年的学校教育,在韩国能使人们的收入增加6%,在马来西亚能使男性的收入增加16%,使女性的收入增加18%。所以马克•布莱格说“:教育与收入之间普遍的正相关性是现代社会科学最显著的发现之一,也是少数几条适合于分析所有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力市场准则之一。”
农村教育布局调整问题上政府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之所以会进行调整主要是考虑到了“规模效益”。“规模效益”是指适度的规模所产生的最佳经济效益,在经济学理论中它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教育需要很多资源,如果学校规模小,已投入的教育资源不能充分利用,那么扩大学校规模就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均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果。“发展规模效益”的提出,首先是与农村教育经费状况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农村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和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税费改革”与“以县为主”教育管理体制的推行,缩减了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县级财政的压力,使得一些原本就是“吃财政饭”的地区,教育经费明显不足、捉襟见肘。而我国原来“村有小学、乡设中学、县办高中”的学校布局规划,在农村学龄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受到的首要冲击就是学校和班级规模的萎缩。“许多学校和教学点甚至无学生可教,出现‘空校’现象。多数学校的平均规模比20世纪80年代缩小三分之一以上,原来学校规模在300—500人之间的村小,现大多降至百人以内,有些小学教学点,总计不过10—20个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教育系统的规模效益难以产生、教育资源严重浪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效能低下,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由此,对农村学校布局进行调整,撤并一些生源少、条件差、质量低的农村学校,降低教育成本、发展规模效益,无疑成为解决县级政府教育经费有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最为有效与最受欢迎的手段。
教育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教育,教育经由人力资源反馈经济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上海浦东,刚开始发展浦东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当时浦东政府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在人气不高的时候建了好几所好中学,这就变成了浦东吸引力提高的一个很强的动力。其实这就遵循了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教育市场关系到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关系到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关系到当地教育投入,教育投入影响教育质量。从这个案例中就可以看到教育的发展对经济会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那么农村教育布局调整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效益教学质量提高追求教育质量的提高,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最终目的。调查发现,6省区(湖北、河南、广西、云南、陕西和内蒙古)有78.7%的教育行政人员、64.7%的小学校长、52.4%的学校中层干部和47.6%的教师认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有51.9%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习成绩提高了。此外,有26.1%的教育行政人员和35.6%的教师认为入学率上升,67.6%的教育行政人员和47.9%的教师认为大致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