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学信息化指标评析

本文作者：王吉 任英杰 单位：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杨斌等研究认为，农村教育信息化由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应用、融合、变革四个阶段。而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关注重点，起步阶段主要是加强硬件和软件建设，而最终的变革阶段则更强调教师个体信息素养的发展［2］。如果完全统一地规定所有学校各个信息化指标的权重往往无法适合农村中小学的特殊情况;但对信息化水平处于同一阶段的农村中小学而言，我们则有必要对各个指标赋予明确的权重，尤其是从一线教师那里获取资料从而从学者之外的角度考察当前一般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而通过这种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更明确农村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重点和方向。鉴于我国农村教育普遍处于信息化发展的“应用”阶段前夕［3］，因此，我们试图就这一阶段的信息化发展各指标的权重进行具体的分析。

农村教育信息化指标的层次分析

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上，目前主要有主观经验法、专家评分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在这些方法中，主观经验、专家评分和德尔菲法虽然操作较简单，但主观性大、精度不够。因此近年的相关研究中，层次分析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AHP)是美国运筹学家萨德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决策分析法，它提供了层次思维的框架，结构严谨，而且通过指标的两两对比进行标度，增加了判断的客观性。因此，我们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对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各个一级指标进行了权重的计算，具体步骤如下:

建立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标层次结构我们把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作为目标层(A)，重点研究对于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有影响的因素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参考已有农村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的研究，我们将四个同一层次的评价指标作为层次结构的准则层(B)，具体包括:基础设施(B1)、信息资源(B2)、态度意识(B3)、人才队伍(B4)等。各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可以作为指标层(C)，但是由于二级指标体系过于繁琐，包含了12个因素，而因素过多时，标度工作量太大，容易引起标度专家的反感和判断混乱［6］，而且这部分内容随技术发展变化较多，所以，实际操作中我们没有确定这一部分的权重，只是将其列在层次结构中，作为准则层4个因素的观察依据。由此，可以构造出层次分析的结构模型。

构造两两因素比较矩阵及权重计算建立起层次分析的基本结构后，我们并没有请外在于信息化实践场域的学者专家对各项目进行赋分，而是邀请了三名在农村教育一线工作的信息技术教师来进行两两比较从而确定相应的权重。这三名教师曾在我校参加辽宁省骨干教师培训，他们来自辽西地区同一县城、不同乡镇的三所初中，三所初中条件相仿，信息化水平基本都处于“应用阶段”前期，可以代表我国当前大部分农村学校所处的状况。此外，这三名教师都是自己学校的信息技术教师，他们对于本校的信息化水平有较好的理解，加上他们之前已经接受过多次相关培训，对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能够较好地判断推动自己学校的信息化发展的因素间哪个更重要，对于三人之间的分歧，要求他们在陈述理由并讨论后取得一致。我们希望通过整理一线教师的意见，与已有专家、学者的研究相比较，以更全面地把握我国农村教育信息化的重点所在。在对准则层四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两两判断时，按照一般层次分析法的1-9比较标度(如表1所示)进行打分。通过三名一线教师的赋分，我们构造起了一个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

完成矩阵赋分工作后，还要根据具体分值进行特征根、特征向量等统计数据的计算以及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如果不能通过一致性检验，则要重新调整打分，这个计算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5］，这种计算的复杂也导致了许多研究者在实践中对层次分析法的畏难。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AHP分析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许多基于信息技术的AHP分析，有研究者用Excel，借助公式编辑完成层次分析［6］;也有研究者开发出了专用的分析软件，这些技术的运用大大降低了数据计算的强度，扩大了层次分析法应用的范围。该研究中，我们使用了专业层次分析软件yaahp5．02版，对三名教师提供的农村教育信息化各项指标的赋分进行了统计计算。通过计算，我们得到了影响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四个主要因素的权重值。

结果分析

虽然该研究不具备调查研究等方法的样本的广泛性，但这种来自一线教师的定量的判断对于丰富我们对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理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层次排序的随机一致性比率为0．0222＜0．1，赋分教师对各要素的重要程度判断有整体的一致性，这说明三个评分人员在赋分上比较一致，因此研究有较好信度。从表2的权重值来看，对当前处在信息化已经完成起步阶段的学校而言，要想更好地推进信息化建设，最重要的工作是人才队伍的建设。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专职的管理和有效的培训。当前一般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工作都是校长负责的，但校长往往不很了解信息技术的意义，也没有参加过专门的面向校长的信息化培训，所以对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工作往往不十分关注。另一方面，一般老师的信息素养也往往不能适合信息化的要求，虽然有省、市、县三级培训，次数较多，但培训大都是集中讲座的形式，效果并不好，因此实践中教师很少能有效的应用信息技术提升他们的教学。

另一方面，制度环境也是处于应用阶段的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内容。由于缺少专业的管理人员、专业的设备维护人员，很多信息技术设备或者成为摆设，或者成为老师娱乐的工具。此外，信息资源建设仍然有待加强，当前农村学校信息资源的数量不少，农远工程也为农村配备了光盘资源，但由于资源内容陈旧、脱离学校实际而且资源管理僵化、借用不便等问题，使得教师往往很少使用。因此，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最常用的方式还是从因特网上下载、自己制作和从其他教师那里拷贝［7］。还有，我们看到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是农村教育信息化瓶颈的硬件却并非推动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当务之急。参与调查的三位老师均反映能在硬件上“锦上添花”最好，但现在的计算机、网络也基本够用。这是因为，在前一阶段，国家和政府已经意识到农村教育信息化的现状与问题，并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于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而这部分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见效快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有形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对不是制约农村教育信息化的主要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