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艺术特性研究

本文作者：韩锺恩 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博士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

去南京参加上述活动之前，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我和院内不少同事一起忙于填写对应调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申请表格。带着尚未完全消失的倦意来到南京开会，难免会有一些感慨，我在会上说，现在最担心的是，哭着喊着要升格，车水马龙挤瓶颈，一旦成了之后到底怎么办？果然不出意料，就在同一个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审定通过四个一级学科对应调整博士点单位，上海音乐学院成了国内唯一一所获得艺术学理论（包括：艺术哲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艺术理论与批评、艺术教育理论）、音乐与舞蹈学（包括：作曲、作曲理论、音乐学、音乐表演、音乐科技与应用）、戏剧与影视学（包括：音乐戏剧理论、音乐戏剧创作、歌剧表演、音乐剧表演）三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的专业音乐院校，难道真是中了欣喜之后生忧愁的魔咒？

无独有偶，杨燕迪教授在2011年4月26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2版发表文章：《艺术升格后的喜与忧》，就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尤其是可能导致的资源和利益边缘化、稀薄化问题表示出忧虑。对此，我深有同感。低层次问题，一大批学生，一大批导师，学什么？怎么教？然而，真正使我感到有强烈窘迫感的是，传统优势学科音乐学又该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当艺术升格成为门类之后，究竟怎样处理文化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音乐的关系以及音乐与音乐学的关系？和上述问题相似，这也是音乐学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理应成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职业音乐学家的学科关切。

具体而言，一是如何整合规模结构？二是如何提纯资源结构？三是如何优化方法结构？19世纪末，英国艺术批评家瓦尔特•帕特（WalterPater）所谓：一切艺术（Kunst）都力求达到音乐的地位（Allartas-pirestotheconditionofmusic）⑧的说法，一定意义上，正是音乐学介入艺术门类相关学科之中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的优势所在，与此同时，也是音乐学有效汲取其他艺术学学科资源的机遇所在。由此引申，处理好文化与艺术、艺术与音乐、音乐与音乐学的关系，反过来，再通过艺术学前提来切中音乐，以提升音乐自身的艺术资质，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与合理的路径。这里，使我想到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关于音乐与文化关系的三次表述：音乐在文化中（in），音乐作为文化（as），音乐即文化（is）。近见杨燕迪教授撰文：《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解读：方法论范式再议》，认为以上三个表述实际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方法论范式，即：音乐在文化中关注的是音乐的外围背景，是关于音乐（aboutmusic）的境况和情形；音乐作为文化是把音乐当作文化的大约等同物，也就是把音乐作为文化的隐喻；音乐即文化是始终处于音乐的声音组织和形态之中，并充分意识到声音作为音乐的本体价值⑨。

就此问题，多年前2007年10月11至14日我在北京参加国际音乐理事会第32届大会暨第2届世界音乐论坛（2ndWorldForumonMusicand32ndGAoftheInternationalMusicCouncil），在论坛讨论过程中，针对相关见解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寻找文化的原生状态并还原音乐的先验形式？具体而言，就是：什么是文化的原生状态（非原在状态）？以及有没有可能由梅里亚姆给出的路径折返：通过音乐即文化→音乐即艺术→音乐即音乐的路径逆行，在寻找音乐先验形式的过程中进行理论逻辑的还原⑩。很显然，之所以这样提问的目的，还是希望音乐学通过对音乐的直接考察，去寻求一种不由自主、脱口而出的文化动作，包括外在的摹仿和内在的感叹，因为它们所刻下的印迹和它们所留下的踪迹，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具有不可取代或者难以替换的独一无二的发生。尤其对音乐而言，无论是对象转换还是立场更替，通过上述介词进而谓词逻辑（in，as，is）结构的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即便置于后现代语境甚至于反本质主义修辞当中，根本性的颠覆并没有发生。比如：没有声音如何面对音乐？再比如：没有音乐又如何进行音乐学作业？由此，通过音乐即文化→音乐即艺术→音乐即音乐的路径，由远关系到近关系再到相即关系，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只不过在音乐即音乐的原点上有所扩充：依照in的逻辑结构，去充分关注在什么样的文明进程中音乐的状态；依照as的逻辑结构，去有效描写在这样的风格状态下音乐的指代；依照is的逻辑结构，去合式表述工艺学意义上之所以是的音乐标志：声音结构以及相应的感性体验。

进一步引申，音乐中的人类学事实同样不会覆盖其艺术学前提，就此而言，我的问题是：当音乐文化不断凸显进而取代甚至替换音乐作品成为研究重心之后，音乐之所以是的声音将置于何处？当文化事项蜂拥铺张、地方性话语基本更新根语格式、无差别境界一再颠覆传统价值的时候，音乐学之所以是的学科身份是否还能够折返原位？再进一步，退回个体与具体是否意味着无中心去本质并就此趋向边缘以至于堂皇叙事苍白无力？相对主义引发理论学科震荡以及平面化不断铺张的地方性话语究竟有没有固定范式？除此之外，在方法论意义上，须特别关注如何改变传统的非学理性的感性体悟式和不设确定学科边界的广谱研究，以设定可进行规模作业并有机衔接的结构范式。

三、由一个课题引发的问题2010年12月24日，我提交申请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2011年度一等专项课题：《艺术音乐的概念与论域》获得批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2011-2012）将进行相关研究。为此，我特别设计了以下专题：声音元素、乐音构成材料、音响结构、音乐形式体裁、形而上意义、音乐书写、书写音乐（音乐学写作）、感性体验、理性认知、价值判断、学科范畴。与此同时，考虑通过文选、概念、论域三个部分来结构体例。当然，课题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通过概念界定与论域构建，针对并围绕艺术音乐提出根本性的问题。我想，这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的程序衔接：音乐之后音乐学之所以是的可能性。在此，我想讨论这样五个问题。

音乐的艺术起源格劳特、帕利斯卡的《西方音乐史》断言：西方艺术音乐的历史始于基督教会的音乐。诚然，这里讨论的西方音乐的历史始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起源问题，诸如：游戏、巫术、劳动，以及情感、模仿、想象、幻想等等，而主要着眼于如何通过历史文化形成的结构驱动。就此而言，以下三本相关西方音乐的史书叙事可资参考：格劳特、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随同破坏的过程，竟然有一个以基督教会为中心的相反的创造过程在悄悄地进行着。10世纪前基督教会一直是欧洲的主要（往往也是唯一的）团结纽带和文化渠道。……西方艺术音乐的历史始于基督教会的音乐。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教堂音乐就成了遍及帝国版图内所有地区的最重要的音乐形式。由于蛮族入侵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而带来的混乱状况，教会中拉丁语地区的礼拜仪式和音乐都不再受拜占庭的影响。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离东方音乐越来越远，结果建立了西方音乐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内，西方音乐一直是基督教的音乐。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现代西方文明中，讨论音乐艺术习惯上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流行音乐或民间音乐；其二是艺术音乐。……所有西方语言中，音乐一词都暗示该艺术得自缪斯，源自缪斯。希腊的缪斯神，后来成为所有艺术门类的保护神，开始时只有三位。其中两位体现所有艺术的共同特点：学习和记忆，而第三位的名字是歌。如果依此溯流探源，从音乐技艺到音乐诗艺再到绝对音乐，在去历史功能之后再度还原纯粹声音自身存在（TMI：TheMusicItself），能否及至tobe关切？就像语音发生的两个最基本的词语单位拟声词和惊叹词，摹仿与感叹作为艺术发生的两个最基本的动作，同样也是声音的最初示意方式，进而，在情感意向设入之后，再融入到具有严格规范的形式结构当中，由此形成音响经验的最后含义方式，并且把有意义的声音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