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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性质思索

2021-4-9 | 舞蹈艺术理念论文

本文作者:陈萍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轻工职业学院基础部高级讲师

音乐艺术的文学性与文学美

优秀、健康、向上、有意义的音乐作品可以唤起人们的美感,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激励奋进、完善人格的作用。音乐是人的感情的形象。不同的乐曲表达不同的感情;不同的人欣赏同一乐曲,可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形象。《吕氏春秋•本味》:“(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1]453一曲《高山流水》,讲述了一个善于创造感情形象的俞伯牙和善于感受感情形象的钟子期的故事。后人依此而作,演绎出知音难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2]9这是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所写的几句诗,音乐之文学性与文学美凸显。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发生在东晋时期,有文字资料记载是在唐朝。一千多年以来,这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基本上是在民间,以语言讲述的方式,口口相传;后来虽然以戏曲的形式搬上了舞台,但也仅仅为中国人所熟知。直到1958年,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钢与何占豪,依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共同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用音乐的形式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依据文学故事而产生的音乐名曲,其中的文学性与文学美,不言自明。一曲《二泉映月》既饱含了民间艺人阿炳辛酸苦难的生活经历和在黑暗中盼望光明的热切愿望,也抒写了阿炳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只要听到《二泉映月》,就仿佛可以看到流落街头的阿炳那踽踽独行的身影,就仿佛可以听到阿炳对光明生活渴望的如泣如诉。听到耳中的是音乐,浮现眼前的是动乱的社会、凄苦的生活、人情的冷暖、世间的沧桑以及艺人的聪颖和学习的刻苦。无论岁月怎样变迁,社会如何发展,能够让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记住阿炳的,是这首经久不衰的音乐绝唱。这正是音乐艺术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和文学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一首题为《送别》的歌词。日本人曾经依据该曲填词作为电影《啊,野麦岭》的插曲,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影《早春二月》和台湾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或主题曲。《送别》带有中国古代旧体诗词的痕迹,遣词造句功底深厚,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典雅,淡淡的哀伤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意识和对人生的感怀,韵味含蓄隽永。其实这是中国音乐家李叔同依照美国人约翰•P.奥德威所作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之曲而填的词,虽不是原创作品,但文学性很强,诗意深远,且刻画得细致入微。由此可知,从音乐歌词的作者到歌词内容无不具有着强烈的文学色彩。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欧洲盛行的一种被称作“艺术歌曲”的抒情歌曲,其歌词大多采用著名诗歌,内容丰富,结构精致,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音乐与原诗的抑扬顿挫紧密结合,曲调表现力很强。

如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给席勒的诗歌《欢乐颂》所谱之曲,成为他第九交响曲的主要部分;舒伯特的作品大多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诗为歌词,如《野玫瑰》《春天的信念》等。中国作曲家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原词作者是刘半农,歌词共分四段,通过对各种自然景色的描绘和比拟,形象地揭示了歌中主人公丰富、真挚而又复杂的内心感情,洋溢着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向往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情感。作曲家赵元任在深刻领会歌词含义的基础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娴熟的作曲技能,更为歌词增添了光彩。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首歌曲一直传唱不衰。贺绿汀依据端木蕻良的诗词创作出的《嘉陵江上》,叙事抒情相结合,旋律流畅、激愤、深情,文学意味深长。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不少借用他人诗歌谱曲而成的歌曲,这些歌曲大都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或者定为声乐教材,其审美品格追求更高的境界和独特的神韵,崇尚个性和感情的自由抒发,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更加细致入微。因此,直抒胸臆也好,寄情山水也罢,其生命力更加旺盛,艺术性更加强烈,文学性与文学美也更加突出。

音乐艺术中有一种歌叫顶真歌,它的起承转合与中国诗歌中的顶真诗一样。中国顶真诗前一句的末尾字词与下一句的起始字词相同。而在顶真歌曲中,前一句的末尾音调与后一句的起始音调相同。例如《沂蒙山小调》,为了把声音传远,有个长腔,后常用的一种方法,叫作“鱼咬尾”,其实与文学创作中的“顶真格”非常类似。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早归。”[3]267采用歌体形式来表现隐者似白云般的高洁和高尚的隐逸行动,以及作者倾泻奔放的感情。使用顶真格,“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3]268。顶真诗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朗朗上口,便于记忆;顶真音乐亦具有顶真诗的特点,既可以使音乐旋律回旋悠长,表现深邃的意境和韵味,又便于演唱。由上可知,无论是循曲填词,还是依词谱曲,抑或词曲同作,都和文学密不可分;音乐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和文学有不解之缘。词曲作者与表演者较高的文学素养,使得音乐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性和突出的文学美特色。

舞蹈艺术的文学性与文学美

舞蹈是肢体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是有音乐伴奏的,以经过提炼、组织、美化了的有节奏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反映生活审美的艺术。舞蹈通过创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可观形象,表现人们深刻的思想、细腻的情感、鲜明的性格,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冲突,表达舞蹈者与舞编者的审美情感和理想。在舞蹈这个广阔的艺术天地里,无论种类、样式、风格有多么不同,无外乎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两大类,其作用和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心理需求,表现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从受众角度来看,舞蹈是一种综合了听觉、视觉的表演艺术。舞必有乐,凡乐可舞,舞乐皆诗。《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4]157这说明古代舞蹈产生时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艺术是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感受和表现,因此它是形象的、具体的、可感的,其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而舞蹈艺术是以形象来表现的。但舞蹈作品同样需要舞编者不断地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适时合理地吸收转化,运用文学思维空间中的“叙事性”“倒叙性”“插叙性”等思维方式,以及想象、对比、夸张、虚实结合等表现手法,研究探索并编导出具有独特思维方式和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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