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化理论论文
作者：赵四学 刘仲林 单位：中国科技大学
西周末年，中国逐渐分裂为多个诸侯自治的国家，社会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也迎来了百家争鸣的盛世，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儒、墨、道、农家。法家作为推崇改革的君主们利益的代表，主张对宗法奴隶制度进行改革。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韩非、李斯。他们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推行者，大力实施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废除井田制，实行名田制；废除贵族制，建立官僚制；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废除贵族等级分权制，建立君主专制集权制；用法治代替礼治，对礼乐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儒家作为国人阶层利益的代表，主张重视民生、重视人道，重视道德价值的作用。他们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和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如孔子讲“仁”学，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墨子主张“兼爱”。儒家、道家、农家在其著作中还具有反对剥削、压迫、侵略，追求自由的思想。对未来社会发展，儒、墨、道、农提出了追求“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如孔子的“大同”理想社会、孟子的“王道”、庄子的“至德之世”、老子的“小国寡民”等。“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是礼乐文化的分化与整合时期，显出了从整合到分化(礼崩乐坏，文质分裂)再到整合的全体过程。”①在这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斗争中，最终以具有改革精神的法家取得胜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国家。但是，由于秦朝重法轻儒，重集权轻民生，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文化也由顶峰开始走向衰落。汉唐以来，社会逐步进入繁荣稳定时期，儒家文化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儒、法、道、易等文化竞争、并存的局面，中国文化“由于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基本格局自秦汉时期后，至鸦片战争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②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历史变迁发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近现代。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实行日益加深的侵略，在文化问题上也引起了思想混乱。面对此情景，顽固的保守派盲目排外，拒绝向西方学习，一些先进人物的革命呼声得不到社会的响应，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中国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并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识分子推广到全国群众，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风气，西方各种新思想陆续传入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巨大影响。至此，在中国就有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者并存的局面。中国文化格局发生变化的实质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封建的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文化经历了旧文化系统的摧毁和新文化系统的构建两个阶段。
近代新文化理论建设及其历史局限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化的80年。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逐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受到西方的全面冲击，传统思想文化被质疑、否定，新的思想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出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断交织、冲突的局面，中国旧文化系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一方面，中国文化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压迫，争取独立、民主、富强成为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科学与民主成为时发表展要求。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冲突在规模、范围和影响程度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文化倾向上主要出现以下四种观点：一是以梁漱溟、张君厉为代表所主张的“东方文化”论；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三是以陈立夫、陶希圣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四是由中国共产党及鲁迅提出的“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文化”。这四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中国文化在不断的论争中摸索前进，直到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在文化问题上的最大贡献是明确了1840年以来的新文化的社会性质，即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文化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中国人民在整理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我们不仅未能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论》所揭示的真理，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人们又陷入历史的迷茫，重蹈历史的覆辙，开始了最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里仅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儒学复兴论”认为，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先秦到西汉和宋元明清两个时期后，从70年代末开始至今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有国内的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山、唐君毅、徐复观、冯友兰等，海外学者陈荣捷、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他们认为，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儒家精神与现代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将儒学伦理色彩与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必须反省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极端倾向，重新估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扬作为文化认同的那些有价值的思想，同时清除封建遗毒，以求得儒学的复兴。对于“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认为，“随着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儒家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一派，完全有可能活跃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但是，儒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④“全盘西化论”是80年代文化论坛上的一种文化主张。该观点认为，应当全方位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政治、哲学、经济等学说和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完全照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完善的司法体系等。这种主张完全照搬的思想与胡适的“全盘西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效法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是必要的，但完全忽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抛弃中国固有文化传承，一股脑照搬西方是不可取的。“全盘西化论”与“儒学复兴论”一样，是文化思想争鸣中的一种观点，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