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畜牧业论文
作者：李琦珂 曹幸穗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农业博物馆
游牧畜牧业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第一次社会分工准备了条件，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业。如果说驯化野生动物使之家畜化，是人类与牲畜关系的开始，那么，游牧则是人与牲畜关系发展的新阶段。随着饲养牲畜数量的日益增加，居住区周围的空间便显得有些逼仄局促，驯养者只好早晨把畜群赶到有水草的地方去放牧，晚上再赶回来。随着畜群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一个日程范围内的草地远远不够牲畜采食了，驯养者不得不携其家庭成员赶着畜群逐水草而居，游牧畜牧业便产生了。东北地区的游牧畜牧业，是畜牧经济日益发展、草畜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放牧牲畜的时候，行走范围一旦超过了人类步行所能达到的极限，畜群就会面临饥荒的危险。马能够提供远大于人的速度与耐力，可以使牲畜吃到更远处更新鲜的青草，获取更大范围的水草资源。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新的生态空间，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这也正是草原地带马业兴盛的主要原因。马是游牧畜牧业阶段的重要牲畜。符拉基米尔佐夫曾指出：在游牧民族中，“马比一切更受重视，马群是古代蒙古人的主要财富，没有马，草原经济便无法经营。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用于战争与围猎，并赖以供给马乳，蒙古人吃马的肉，用它的皮和毛”［９］。牛也是游牧民主要的家畜。草原部族饮牛乳，食牛肉，制作奶油、酸奶、奶块等食品，但更主要的是，用它做运输工具。史载，蒙古“草地之牛纯是黄牛，其大与江南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车，多不穿鼻”［１０］。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经常地变换牧地。每到一处，牧民们搭起帐篷，草原上便炊烟四起，牧歌悠扬；若要更换牧地，就要把帐篷连同牧民的生活用品一并带走，这就需要牛来作为挽畜，拉起草原特有的轳轳车，游走四方，浪迹天涯。猪虽然可以放牧，但并不适于大规模的游牧，养猪应与定居农业相表里。因而在游牧畜牧业阶段，与定居农业共生猪的饲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此时，人们对马、牛、羊产生了高度的依赖，因为它们不仅能够提供人类衣食所需（如肉、乳、皮），而且还可当役畜使用（如马、牛、驼）。
定牧畜牧业阶段游牧畜牧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不完全经济，是社会生产和物品交换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的产物，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而独立存在。游牧大迁徙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经济交流逐渐频繁起来：游牧民需要从农耕居民那里换取粮食，满足自己的果腹之需；而农耕居民也需要从游牧民那里获取肉、乳等高蛋白食物，补充营养。久而久之，两个民族建立了持久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互助合作关系。其结果是，一些游牧民开始发展种植业，经营农牧并重的经济生活。这种农牧兼营的经济方式，再也不容牧民四方游走，到处迁徙，他们的牲畜放牧，往往被局限在以种植区域为中心的一定范围之内。在这一阶段，家畜从单纯作为人类的食物来源，逐渐转化为劳动工具和生产手段。牲畜使用价值和生产效益的不断增长，刺激了人们饲养的积极性，促进了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定牧畜牧业阶段之后，马、牛的饲养已退居次要地位，羊则占据了畜群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羊的品种特别多，能够广泛分布在多样生态的草地，另一方面，羊的繁殖力极强，能够为牧民提供更多的肉与乳。因而在东北西部草原部落所牧养的肉畜中，羊是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每一部落的羊群数量都十分可观。从觅食习惯上讲，羊的生态适应性比马、牛更强一些，因而也更适合在高寒地带生存。冬季的到来，对于放牧于东北西部草原上的畜群，可能是最严峻的生存考验。这个时候，马能够以蹄踢、蹄刨的方式，打开冰层，觅食冰层下面的冬草。虽然绵羊也能用蹄刨开雪，吃到下面的冬草，但对于已冻成冰的雪层，有时也只能徒唤奈何，只能啃咬马儿打开的吃剩的草根。长期的生存竞争，造就羊超强的生态适应能力。因其品种较多，食谱范围较广，东北地区羊的生态适应性很强。山羊与绵羊，都有其特殊食性。绵羊基本上是草食动物，它们只吃青草，山羊虽也吃草，但它们也啃食嫩枝、嫩叶。山羊的这种可兼容各种植物资源的食性，使得它们非常适合在多石、高山、干旱而富于灌木丛的环境中生存。定牧畜牧业阶段的放牧方式，和农业上的精耕细作一样，非常讲究，不同季节怎么放，不同牲畜如何搭配，有一整套的办法。例如在放牧牲畜时，马、牛、羊一般是分开放牧的。马善奔跑，行走速度快，可以迅速到距离较远的地方觅草；而牛行动缓慢，与马不可能同群；羊行走速度与马牛不同，所以羊也不与马牛混放。还有一种不能算是畜产，但人类不可或缺的动物，那便是狗。狗在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遥想在远古时期，东北先民以捕鱼打猎为生，成群的野狗跟着游猎的人群移动，捡食他们丢弃的动物残骨，并在人类进行狩猎时帮忙围赶兽群，夜间则保护着人类的领地及财产。长期以来，狗便成为人类的朋友。不管是在游牧畜牧阶段，还是在定居畜牧阶段，它们都忠诚地守望着人类的领地，协助人类保护、管理牧畜。
定居家畜业阶段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形态，具有不同的能量转换机制和环境适应方式。在食物能量及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要高于游牧方式，所能养活的人口也更多一些。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之所以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与生存环境的变迁有关，还会受到农牧政策的严重影响。清代以来的草原放垦政策，使得丰饶草原变成农庄田野，迫使许多牧民放弃游牧业，从事定居农耕活动，即便保留有畜牧经济，也仅以家庭养殖业的形式存在。进入定居家畜业阶段之后，畜牧经济退居次要地位，仅与农耕经济互补共生。因此期仍然是农耕与畜牧并重，东北地区牲畜饲养的种类与比例，即使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也多有差异。东北南部地区以农耕为主业，家畜多饲养猪、牛、羊，家禽多为鸡、鹅、鸭（靠近水边的地方）；东北西部地区，历史上多为游牧民族的畜牧区，多豢养马、狗、牛、羊；东北北部的渔猎民族，多饲养鹿和狗，史称“使犬部”、“使鹿部”；东北东部的居民早期以山居渔猎为主业，除了饲养猪、牛、羊，往往还把鹿和鹰作为渔猎的助手。马依然是定居家畜业阶段的必备牲畜，主要用于拉车耕田。使役牲畜，除马之外，还有驴、骡、骆驼。驴，适合于轻便农作和骑乘。骡，是马和驴相交配而生，体躯大，负重多，善拉车。骆驼，主要产地为大兴安岭以北、呼伦贝尔草原一带，鄂温克、达斡尔、蒙古等民族多有饲养。猪为经营定居牧民所常畜。史载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挹娄人对猪的偏好，也体现在当时的葬俗中：“死者其子即葬之于郊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１１］。在定居家畜牧业阶段，养猪虽可为人类增添肉食，但猪也消耗人类的食物；两相抵消，养猪并没有为人类增加多少食物；在生存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猪甚至是人类的食物竞争者。尽管如此，猪仍是东北农耕民族的必饲家畜。鸡、鹅、鸭等也是东北农家常畜之物。方拱乾《绝域纪略》云：“鸡豚鹅鸭视所畜，客至而操刀而割，豕堕地即充庖丁焉”，“伏鸡曰抱，爵子及鸡雏皆谓彀，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谓之涅”。能够鉴别鸡卵的公母，说明定居家畜业阶段，鸡的饲养已相当普遍。东北民户普遍养狗以守夜。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地方的赫哲人，其所养之犬，大如驴，可以拉扒犁，驰于冰上，行走如飞，作用等同牛马。此外，东北地区西北部少数民族多饲养驯鹿。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养驯鹿，主要是食其肉、乳、脂肪，并用来做为驮物、拉雪橇的交通工具。此外，他们还饲养白花鹿，“取者养于家，以取奶，名曰鹿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