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体育伦理学价值理念

本文作者：刘金利 谢玉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西方体育伦理学价值的基础

体育本是生命原欲的象征、人体本能的表达，但人们并不可以无节制的追求自身的欲望，否则会损害到他人的利益，因此必须通过公平立法使个人的私欲纳入理性的轨道，只有在理性的法则之下每个人的欲望才能得到最充分的满足[1]。而西方体育运动的规制便是西方私法在体育领域的体现，他最大限度的保护了个人私欲，让人们在规则和道义的允许范围内显示自己的技能或武力，它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体育风尚，是人类由兽性向人性的超越，是历史文明的演进，体育规制让体育的野蛮与文明之间的裂隙得以弥合。体育运动的“公平竞争”、“运动家风度”等体育道德至今仍是欧洲与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最重要的社会伦理尺度之一。

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在1906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阐释他的教育观认为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种是身体的能力即体育，一种是精神的能力即智育、德育和美育，只有两者调和发达，人才是完全的人。毛泽东对此作了补充和发展，将肉体与心灵之间作了线性因果解释，并形成了毛泽东特殊的教育观：“体育之效在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他进一步认为肉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如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肉体即基础，心灵即上层建筑，虽然在他的《体育之研究》中并没有讲心育对体育的作用，但心育对体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心灵与肉体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促进关系。正式基于这样一种关系，西方体育运动塑造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才成为可能。

西方体育——对民族性的重塑

中国的进步学者和思想家们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指出了中国伦理结构中的病态症状，中肯地分析了西方社会伦理道德中的“兽性”、“尚武”、“勇敢”的历史作用与教育学价值，像希腊的体育精神和尚武精神、欧洲的骑士精神无疑为他们的民族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据，并且西方人的行为信条、伦理道德中有很多体育的内容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体育的产物，在推进西方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不乏类似于西方的骑士精神、尚武精神，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武士、武侠精神，并在先秦时期备受推崇，但自秦汉以来这种原有的“武士道”精神慢慢的丢失了，两汉时期，儒学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当时的“官学”，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大兴儒风”。兴太学、观礼仪、讲经纶的文化之风在两汉时期风靡全国，同时也使“重文轻武”的观念成为中国整个封建时期一种重要的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武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封建时期各朝各代都有过“禁武”的政策，可以说武术一直作为一种“末技”存在于各朝各代之中。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和文化思想中，更多的强调礼仪，回避肉体，强调差等格局，限制本能欲望，注重修身养性，鄙视勇武，以严复为代表的真正了解中西思想差异的近代学者，指出了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其原因就在于民族的“体力”、“精神”、“道德”三个方面的严重落后，中华民族在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统摄之下，民族精神气质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弱”的基本格调[1]，而西方体育恰恰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民族性格由弱向健、由柔向刚的转变，让文明的精神与野蛮的体魄得以平衡。

张岱年先生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海洋型文化，其由于自身资源的匮乏，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通过武力对外进行掠夺、扩张，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的对外扩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海洋型文化逐步成为西方文化主要的特性，竞争则成为海洋型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中的西方体育自始至终都是强调竞争的，既是在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其体育也没有消亡，还保留着角斗的风范[2]。西方体育文化强调竞争、强调取胜、强调个性的宣扬，竞争性是西方体育最显著的特征。西方体育文化带有强烈的攻击性，教育人们学会竞争，勇于追赶，可以说西方体育文化是“狼”性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型文化，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各种地形纵横交错，中国四周有着天然屏障，使中国人与外界联系甚少，中国大部分地域属于温带，气候适宜，四季分明，十分适合人类居住，再加上中国资源丰富，人们衣食无忧，中国人自古就过着自足自给的生活，正是由于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形成了含蓄、自省的大陆型文化。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远程航海就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但是郑和下西洋与西班牙、荷兰航海不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炫耀大明王朝的威望、进行物品上的交换，而不同于西班牙、荷兰对于外国资源的掠夺。中国文化是一种反省内求、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大陆型文化，这种含蓄、内省的文化特征也极大的反应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体育项目和民族的国民性上，中国人历来不好争斗，视争斗为“匹夫之勇”，在处事作风上，没有西洋人、南美人的那种蛮力，且中国的农村社会安土重迁，是世界上最少变化的社会，缺少刺激与竞争，不容易产生冒险与开拓精神，因此西方体育文化可以弥补中国国民性在这个方面的不足。

中国是一个伦理规范非常浓烈的国度，人们的个性与自由被束缚三纲五常和儒家道德伦理之上，缺乏公平、平等的观念。中国儒家思想对于人们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个人“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个体是作为群体社会的一部分，事事以国家为重，个人利益作为群体利益的附属物而已，中国人自身人性得不到好的发展；即使到了大力提倡民主与自由的21世纪，中国社会仍摆脱不了人情关系法则，在中国社会办事，人情、关系、面子占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因而造成社会公平机制的欠缺和人性的压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世界早在希腊时期手工业、商业等就很发达，其商品经济发展迅猛，随着以平等交换为基础工商业的发展，西方个人本位的思想被唤醒，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规则，来约束个人欲望，实现平等交换。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体育活动坚持个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宣扬个人独立，突出个人自由，尊重个人权利，重视契约关系。西方体育运动为现实社会的人提供了一种最形式化的理想的公平竞争空间，尤其竞技运动具有“纯粹”的公正性，在某种程度了，促进国民个性的觉醒，以及自由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进而推动社会的公平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