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国际货币论文
作者：何淑兰 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竞争力总体增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10期世界经济与贸易但亚洲经济表现出强大的恢复能力。在2011年的洛桑世界竞争力排名结果中，中国位列18，较2009年上升两位，位居新兴经济体首位。其他国家如韩国、印尼、巴西、南非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储备资产的快速累积2011年末，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合计10.62万亿美元，中国持有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近三成。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外汇储备占比分别接近7%、4%和2%，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大都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反观发达经济体，除个别国家外，大都发展成为对外净债务国。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3.8%，G7国家今年到期的主权债务总额约7.3万亿美元。据彭博社数据显示，日本将有3万亿美元债务到期，位列第一，美国则将有2.8万亿美元债务到期，居于其次，其债务依存度更是创下30年来的新高。欧债危机，美债危机持续发酵，成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当前全球治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既有国际金融秩序下应享有的权利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匹配。发展中国家虽然表面上被包括了进来，但并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利，更多层面只是参与而已。G20从幕后走向前台，标志着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力量与传统发达国家的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在G20的成员中，新兴经济体有11个，“金砖四国”是G20里面新增加的主体。发展和完善G20对话机制，是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有效途径。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1976年1月8日，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协定，称为《牙买加协定》。该协定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美元依然居主导地位，因此牙买加体系又称为美元本位制。第二，汇率制度多元化。根据IMF的分类，现行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多达8种，浮动汇率制度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具有汇率、利率、IMF贷款、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等多种调节方式。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持续的欧债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虽然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规模即将达到全球总量的50%，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财富的分配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实际上新兴经济体金融资产仅占全球总量的19%。新兴经济体金融财富在全球占比明显低于GDP的占比，意味着各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经济体承担。由于新兴经济体货币大都盯住美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严重被削弱。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本币升值、热钱进出，不但进一步推高新兴经济体外储规模、加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也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越来越被美国债务风险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掠夺性虽然在牙买加体系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实力余威犹在,美元储备地位的相对削弱并没有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计价单位、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的贮藏手段（见图2）。美元的霸权地位与特权地位,为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为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长期实行不受约束的“双赤字”政策。一方面通过经常收支逆差的方式大规模向全世界输出美元,掠夺他国资源和财富,获取巨额国际铸币税利益。根据PortesandRey(1998)估计，美国每年正常国际铸币税收益相当GDP的0.2%；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例如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源源不断向国内注入美元，直接导致了美元的贬值,自动削减和消灭了美国债务。“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一语道破天机。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集中在一种主权国家货币上，容易使国际货币体系遭受到源自异质性冲击或该国政策决定（该政策决定可能不适合于世界其余国家）的影响（周小川，2009）。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世界人民为美国的债务买单。自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巨大数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未来危机的自我保护。美元贬值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和持有的国债收益率下降，新兴经济体作为债权人权益被严重“稀释”而陷入财富管理的困境。
（二）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导致新兴经济体承担过多风险，易诱发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借助债务货币化转嫁危机，相继进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汇率战的迹象明显。大幅波动的汇率使得国际货币体系非常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都集中在一种或两种货币上导致了汇率风险在国际货币发行方（发达经济体）与面临大部分风险的其他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担极不均匀。新兴经济体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其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动的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在汇率调节过程中，发达国家仅考虑自己国家的情况调节汇率，使得实行钉住制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水平很难反映其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汇率由经济状况决定并调节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储备货币大国之间汇率的频繁变动不仅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正常进行,而且带动了其他外围国家汇率的剧烈波动，从而诱发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蒙代尔（1999）认为,现行国际汇率制度是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诱发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的过度波动,汇率的过度波动又助长了外汇投机活动对这些国家的冲击。由于受汇率冲击的影响,拉美和亚洲新兴国家先后发生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和货币危机（1997-1998）,造成了经济的发展困难和社会的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