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作者：张洪梅 陈朝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曙光支行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需要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来改善古往今来，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历史同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主权国家既在追求内外经济均衡的努力中推动政策的协调，同时又根据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调整自身的政策。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建立与更迭无不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国际货币领域的巨大变化，也使国际货币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而在金融危机面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表现出许多缺陷。各国普遍认为，有关国家之间进行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协调，远比坐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切实际。所以，这一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较之以往都更具拓展性。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的历史回顾

从19世纪至今，全球范围内先后建立了三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

(一)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19世纪前期～1914年)金本位制是各国自发形成的第一个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它以黄金为本位货币和各国货币发行基础并发挥世界货币职能。金本位制具有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和自由进出口黄金三个特征。它保证了各参加国之间的汇率固定或只在黄金输送点以内进行微调。反之，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金本位制才能有效运行。金本位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对当时各国的经济发展、汇率稳定、国际贸易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金本位制要求成员国将经济政策的外部目标置于内部目标之上，即令其内部稳定服从于国际规则。这使该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如，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流出的国家，必须减少国内货币供给，而不管此举是否会造成国内通货紧缩;反之亦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早期阶段，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调控能力较弱，各国尚能自觉遵守制度要求，货币协调得以持续。然而，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差异的扩大，金本位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发展的要求。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导火索引爆了整个矛盾，金本位制由此崩溃。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1945年～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为设计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是一种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在该体系中，美国处于核心地位，责任是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并保障国际社会的美元清偿力;其他外围国家则要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布雷顿森林体系迎合了二战之后各国谋求政策自主与外部均衡的双重愿望，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但该体系存在着内在矛盾，尤其是美国以外的国家无法解决“不可能三角”问题。因为按照规则，美国可通过美元输出调整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的内外平衡，但其他国家却不然。当某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到其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时，该国必须通过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予以调整，哪怕是付出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的代价。这令其他国家无法容忍。二战后初期，各国普遍实行资本和外汇管制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尚能良好运转。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管制措施被陆续放开，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其内在矛盾愈加突出，最终导致该协调机制的解体。

(三)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1973年～至今)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表现为“无制度的制度”。就理论而言，在牙买加体系中，各国可根据本国的经济目标顺序，自主做出宏观政策安排，浮动汇率制会自动实现各国的内外经济平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增强，政策溢出效应越来愈大。缺乏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各国双均衡目标很难实现。于是，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框架下逐渐形成一种以应急性随即协调为主、兼具制度性建设特点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该机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进行了多次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达成了《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有较大影响力的制度约定，对稳定主要经济变量，克服全球性通胀或通缩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策溢出效应所导致的外部约束和负外部性。但这种协调方式短期性非常明显，且依然属非对称结构，美国处于主导地位，合作成本主要由其他国家负担。值得一提的是，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区域货币合作逐渐发展成为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一种主要模式。这其中以欧洲货币合作最为突出。欧洲货币合作通过轴心国家德、法两国的推动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最终于1999年在本区域建立起一个囊括12国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并发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某一强国的单一货币欧元。［2］然而，由于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的内生性缺陷，从2010年起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但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欧元区各国必须在事关国家主权的财政统一问题与事关欧元存亡的货币统一问题上做出重要选择。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效果

国际货币合作不断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各国对货币政策协调效果的基本认知。客观而言，国际社会从19世纪早期自发性的货币合作，发展为20世纪40年代有意识地设计国际货币体系，再至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将松散的非制度性协商、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和区域有组织的制度协调结合起来，说明各国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具有共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此前的货币合作效果得到基本认可。然而，历史上三种主要国际货币制度的兴衰同时也说明，货币政策协调效应对核心国、外围国及发展中国家而言，大相径庭。因为货币合作收益在不同参与主体间是非均衡分配的。

第一，金本位制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收益是在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非均衡分配。19世纪中后期，有效的货币政策协调使当时主要工业国经济和贸易都实现了大幅增长。但英国作为资本主义霸权国，获益最多。1821年～1931年间，英国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4倍;1810年～1913年间，英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倍，都远远超过同期的德国、法国及其他工业国。［3］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净收益是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非均衡分配。以美元为核心的双挂钩制，带来了二战后全球经济的空前繁荣和世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增长，但收益最大的是美国。因为美国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缓解国际收支逆差，而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实施这一举措。如果某国经济周期正好与当时美国的经济周期相悖，那么该国调节通胀或通缩的努力很可能会被美国的货币政策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