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开展思路

本文作者：刘秀峰 魏建徽 廖其发 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安徽理工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模式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但要理性对待模式推广的局限性

既然模式是对解决一类问题的方法的高度概括，因此一定的模式一般会适用于同一类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教育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事业，除了其育人的复杂性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因其所处的环境而变得格外复杂，因此，在推广教育模式的时候一定要因地制宜，理性对待。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应结合当地的地形、经济、文化等状况，不能一概而论。如成都模式就是紧密结合其独特的三圈层经济结构和地形平坦易于整体规划、统筹安排的优势而形成的。如我们调查过的河北省三河市（县级市），其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模式就是依托其雄厚的教育投入而形成的，因为三河市紧邻首都北京，独特的地缘优势使三河经济快速发展，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百强。这样的经济基础，加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三河城乡教育不可能办不好，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其总结的办理教育的“四化”方针（学前、小学教育“幼小一体化”、初中“适度集中城镇化”、高中“同步提升均衡化”、民办教育“注重管理规范化”）也是应当学习的。至于山区县市、贫困县市如何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除了要学习这些有益的经验外，更重要的还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因地制宜提出自己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策略。

模式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要因时而异地探索和研究模式

教育模式除了其地域局限性外还有时间局限性，一定的教育模式只是一定时期根据实际情况所做的经验探索，时异则事变，尤其是在我国现代化、城镇化高速推进的今天，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永远保证有效。山西前元庄教育模式的兴衰就是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兴起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热潮，山西省柳林县前元庄村在这场改革中勇立潮头，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当时农村教育发展的有效模式，其主要办法是：在办学方向中实行“农教结合”。一是农村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相互促进。二是建立教师联系农户制度，为农民脱贫致富当参谋和提供技术指导。三是学校教师被聘为村委会的“智囊团”，共同参与对全村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重要问题的决策。学校专任教师兼任成人教育的文化课教师，有专长的农民受聘兼作学校劳技课和实习的指导教师。四是资源共享，学校的图书、实验仪器等向全村农民开放，村里的果园和大田作物为学生实验和实习提供基地。在教育内部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学校设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和成人教育几个部分，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相互渗透，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相衔接，形成教育对象覆盖全村男女老幼的大教育网络，为实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目标打好基础。初中劳技课突出农村特点，力争使学生掌握一至两门实用生产技术，初中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的，转入本校成人教育继续学习。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升学有基础，回乡有技能”。在教学安排上实行教学、科技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前元庄模式取得了成功，前元庄村村民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普遍提高，村风、村貌发生了显著改变。但是仅仅数年间，同全国其他村落一样，前元庄的发展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多年的无限制采煤，使前元庄村成为“采空区”，又由于农业效益的低下，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现在前元庄全村90%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得到补偿后选择了外出务工，学生生源流失严重，这使前元庄的办学陷入了僵局。“如今的前元庄实验学校又回到了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当初那场轰轰烈烈的变革竟像从未发生过一样。”〔1〕前元庄教育模式的兴衰只是我国农村教育变革的一个缩影，前元庄模式的兴衰启示我们，一种教育模式只是一时一地的成功经验，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我国农村社会发生的变化探索适合新时期的农村教育模式，而不能刻舟求剑、墨守成规。前元庄教育模式的兴衰也告诉我们，在探索和研究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时候要基于当下，立足长远，尤其要重视农村城镇化给我国农村教育带来的挑战，重视前瞻性研究。

“模式热”预示着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实验高潮的到来

近年来，各种教育模式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些模式多是一地的实践探索经验，我们认为“模式热”预示着我国新的一轮教育改革实验高潮的到来。由于我国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使得我国农村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2〕因此，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本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模式就成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加之，全国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和随后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对改革试验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3〕

我们认为与前几次教育工作会议最大的不同，就是“鼓励大胆探索和试验”，其实早在教改方案出台之前，改革试验之风已经悄然兴起、暗潮涌动，2008年7月，教育部与重庆市商定共建“全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2008年8月，教育部与湖北省商定共建“武汉城市圈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2009年4月，教育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与成都市人民政府商定共建“全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2009年8月，教育部与湖南省政府商定共建“长株潭城市群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2010年3月，教育部和上海市商定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样已经初步形成了五大国家级教育改革试验区，这五大试验区与国务院批准的所谓“新特区”〔4〕紧密联系，如成渝地区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就将突出“统筹城乡”的特点，在全国率先探索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此外，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先后与天津、四川、河南、广西和三峡库区签署协议共建国家级的“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也从2008年5月开始先后与杭州市下城区、江西赣州市、成都市青羊区、大连开发区和深圳市南山区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因此，可以说，新一轮的教改高潮也为各地探索适合本地区情形的教育发展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