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设计史研究状况

作者：陈芳 赵冬霞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设计原生态的鲜活灵动与当前设计史撰述的缺憾

原生状态是指造物设计原初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环境。李立新先生曾经指出，造物历史中的原生状态有三层含义:一是民间与官营生产模式的消长状态;二是个体特色与地域色彩;三是一般造物与经典造物之间的互动关系［2］。换言之，人类的设计活动有多种层次、多重目的，还有着特别复杂的背景与过程，设计的原生状态是十分鲜活灵动的。以容纳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的民间造物艺术为例，在以往的设计史研究中，受考古发掘的限制及经典文献史料等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上层的造物艺术，对改善日常生活并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价值的民间造物艺术关注较少。笔者几年前作农具发展史的调研时，曾经搜集到山东寿光地区传诵的一部《庄户杂字》，共474句，每句5字，共2370个字，篇幅不长，内容却十分丰富，它是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桩桩农事接着写的，中间也写到饮食起居，男婚女嫁，有的还写出了事情的简单情节，相当生动。例如描写繁忙的夏季劳作时，写到“行说立了夏，家家把苗剜……铡开麦个晒，勤使蜡杈翻。下晌垛了穗，早晨再另摊。明日把场打，麸料牲口餐。套上骡和马，不禁碌碡颠。扒先起了略，刮板聚堆尖。扫帚扫净粒，伺候好上掀。迎风摔簸箕，扬得蛾眉弯。若遇风不顺，再加扇车扇。布袋往家扛，旁里记着签。晒晒才入囤，省得招虫眼……”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庄户杂字》按照春夏秋冬的季节变换来揭示与广大民众的衣食住行用密切相关的生活器具以及过日子的主张，堪称一部鲜活灵动的“生活设计史”。

作为设计学的研究范围之一，设计史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学科。对于设计史的研究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设计史研究在世界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在英国成为独立学科，在中国更是一个新兴学科。“直到目前为止，设计史仍然被视作与美术史和建筑史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3］钱凤根曾在《设计史若干问题谈》一文中鲜明地指出:“美术史模式下的美术家、风格、流派又转化为设计史对文化意义上的人物、风格和运动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设计史与美术史混淆不清的状况，进一步造成设计史概念的含糊，进而影响到设计概念的清晰性。……美术史的时代风格模式进入设计史就演变成设计史的精英观。……以设计师设计作品为主导的设计史方法，实质上是美术史结构模式下的延伸，是对设计史发展的束缚。”［4］可见，简单套用美术史结构及史料选择的单一性、相同性，导致了当前设计史研究的“千人一面”。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中国设计史”用划分工艺门类的方法撰写，把原来属于工艺美术各门类的陶瓷、青铜器、玉器、金银器、染织等，统统加以“设计艺术”的后缀，这也难怪有人说“设计史不过是过去工艺美术史的翻版”。依托工艺史的材料、工艺技术研究等都无法真正完全表达设计的历史全貌。毕竟“设计史研究的对象既有工艺美术史所言的对象，因为它们同样是设计之物，但又不止于此，它需要从民生日用的各个方面进行观照:包含衣、食、住、行、用的各个层面、各个造物品类。它既研究这些物类的造型和装饰，更注重其如何设计以及为何这样设计，其规律和启迪是什么。”［5］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设计史也不例外，应是以往设计历程的总结，是展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典型性的设计现象。但“这是平面的固化的历史知识，考验我们和需要我们作出反应的就是记忆，就是背诵，而不需要我们去思考，更不会导致我们去研究。”［6］可是，如果对各种设计现象不问为什么，不去探究这些设计现象背后由意识形态、经济及技术条件等因素生成的深层原因，就不能全面地看待事物，进而缺乏通过现象整体地看待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这亦使生动的、发展的、多元的设计历史进程大多被程式化和平面化。设计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整个史学的探究成果均值得我们借鉴。国内设计史著述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一本书能够指导学生学习它或接近这一学科”［7］。总之，我们目前的设计史，与现实生活世界分裂，是精英的设计史，是社会上层的设计史，是宫廷工艺美术史，是墓葬设计史，缺乏有针对性的史学探究。目前，艺术设计专业是社会的热门专业，设计学学科的升级与学科名称的转换，理应让人们获得新的理解，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设计史。

寻找多重证据，放宽设计史视野，进行设计原生态研究

诚然，设计史作为专门史，它仍然脱离不了宏观历史的叙事方式，其治学方法也应符合史学的一般要求。但是，设计史摆脱不掉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设计界提升对设计的认识。因此，设计史也就不能没有对历史案例的解读和判断，但仅仅罗列设计现象和设计成果，介绍社会上层的设计、精英设计，还是远远不够的。仅就西方设计史来说，西方设计史的研究重点，已经从主要讨论设计师、设计风格和审美意义，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的结构、消费者及用户行为等更为广阔领域的研究。在造物层面的深入解析应成为设计史的显著特点。以此为基础，才能在设计学界建构一个有助于思考和理解的知识系统。有相关案例为证，2004年王军撰写的《城记》，结合大量第一手史料及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采访当事人50余位，并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设计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可以说是特定时期北京城市设计史的生动写照。2008年中央美术学院郑岩和哈佛大学汪悦进合著的《庵上坊》，对“贞节牌坊”这一古老的建筑设计样式，借助口述、文字和图像三种方法，用流畅的文笔与逾百幅图片、手绘插图描绘出古老牌坊的前世今生，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现象，呈现出既严谨专业又摇曳多姿的丰富内涵，不仅展示了一座牌坊的历史，更展示了一部人心的历史。毋庸置疑，《庵上坊》展现了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史。可贵的是，近年来关于设计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尤其是2010年以来，《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艺术史研究方法”专栏，连发四篇文章［8］，以提倡艺术史研究应采用新方法。主张“去田野中寻找生活的设计史”，提倡“以设计观念角度梳理设计史，以学科发展与演变的角度认识设计史”。其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改变与转向，体现出设计史撰述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