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考古学的发展探究

作者：易诗雯 张萌 单位：吉林大学

壹环境考古学产生的背景

对人类古老性问题的认识和进化论，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在18世纪晚期以前的欧洲，对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依赖于传统的《圣经》。“七天创世说”以自然和人类乃是上帝刻意之作的理论否认远古时代和原始人群，与此同时，在那个时期地质与古生物学所揭示的一些人类与灭绝动物共存的事实也被掩盖，以乔治•居维叶（GeorgesCuvier）、威廉•巴克兰（WilliamBuckland）为代表的一些地质学家宣扬“灾变理论”，一系列生命形式的进化被解释为上帝超自然的创造。然而，越来越多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证据使得《圣经》的解释与人类古老性问题备受争论。1785年，詹姆斯•赫顿（JamesHutton）为地质史提出了一种均变论的观点，认为从地质学上讲古代与现代情况类似，所有地质层都可以用长时间里一直运转的、目前仍在发生作用的地质动力来解释。1830年到1833年间，查尔斯•赖尔（Charles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支持了地质变迁的均变假设。地质学上的均变论表明，过去是一个漫长和在地质学上并未间断的时期，其间有可能发生其他的事件。对人类古老问题的正视同样使生物进化的观点在一些科学家中被普遍讨论。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为科学和政治问题提倡一种一般的进化方法，环境这一概念也在他的推动下完成了从原本的浪漫与美学的范畴向具体和科学意义的转变。1859年11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的《物种起源》出版，这本书浓缩了近30年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均变论和地质学的启发，大大推进了进化生物学的发展，广泛普及了自然选择的概念。18~19世纪，对人类古老性与进化论思想认识的核心在于：人们开始将“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去解释。另一方面，均变论与进化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我们相信：我们完全可能透过现在的地质材料为重新研究过去提供条件，也可以用生物进化的过程来说明现代物种的起源与分布以解决古生物学上的演变。对人类古老性的认识和进化论成为后来环境考古诞生的一个重要基础，此时期发现的众多地层上的共存关系为后来的地层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均变论与进化思想是环境考古“将今论古”原则的一个重要的思维前提，而地层学则是考古学发展的有力技术支持。

贰世界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

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19世纪中期，在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主的欧洲一系列史前考古学实践，显示了当代考古学雏形的各种特征。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后期环境考古理论发展的渊源。斯文•尼尔森（SvenNielsen）是这一个地区最早过去的关注生存方式，并试图通过考古材料推断史前生存方式科学家。尼尔森运用模拟实验和民族志标本进行系统比对以确定石器与骨器用途的尝试，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论贡献之一。他还第一次将生计发展与技术变迁联系起来研究，这也许是用过程方法来解释史前变迁的最早例子。另一位科学家约翰•亚佩特斯•斯廷斯特拉普（JohannesJapetusSteenstrup）在发掘丹麦泥沼的过程中，揭示出一种森林变迁的方式。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初，斯廷斯特拉普开始意识到文化进化与环境史的联系，并在最后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分别与森林变迁的松树、栎树、榆树阶段相对应，完成了汤姆森三期说中的器物序列与环境变迁的对接。詹斯•沃尔塞（JensWhalsay）在1843年《丹麦的原始古物》一书中将汤姆森三期说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广，并将其与尼尔森和斯廷斯特拉普的发现结合到一起，从而对丹麦史前史作出了一种总体的解释。1846年以后，沃尔塞访问了不列颠和爱尔兰，对这些国家史前遗存的观察使他深信汤姆森的三期框架是可以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整个欧洲的。

19世纪50年代初，以沃尔塞、斯廷斯特拉普和约翰•乔治•福希哈默（JohanGeorgForchammer）领衔的丹麦交叉学科委员会对“厨庖垃圾贝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的研究中虽然没有就贝丘的年代达成一致，但内容涉及到古环境的植物背景、季节变化和动物驯化和人类行为干预等等方面，开启了考古发现与它们的古环境背景相结合的先河。他们整合了考古学、生物学和地质学方法来调查史前丹麦人是如何生活的，无疑是一次空前的超前性的尝试。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的发展为瑞士的重要考古研究提供了榜样。1853年到1854年间，由于冬季干旱，瑞士西部的一些湖面下降到空前的低点，将保存在饱水环境中的古代居址暴露出来。这些湖居遗址（LakeDwellings）为瑞士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人群在自然环境中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最终考订了他们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瑞士的研究比斯堪的纳维亚和苏格兰的研究有着更为优越的材料，为环境考古尝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中期，史前的考古学研究在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欧洲就已经具有当代考古学的雏形。虽然此时北欧考古学的根基是用考古材料结合运用共生发现物、简单的式样排列和地层学背景来建立相对年代学的能力，即考古学的研究目的还停留在分类和分期上。但这一批北欧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已经颇为超前。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如进化论、文化———历史学、过程———功能方法论等有史前考古学特点的理论渊源。人工制品基本上不在以物论价，而是作为一种了解过去人类行为的信息来源和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依据。但令人遗憾的是，北欧考古学家所用的这一套方法论，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普遍的接受与使用。

进入到20世纪的初期以后，与环境有关联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先后在世界各地展开。1905年R.Pumperlly主持在中亚土库曼地区的考古发掘时，第一次对恢复史前遗址的古环境进行了努力；1914年两河流域第一次完整发掘巴比伦王国城市建筑。科尔德维和安德烈发掘了巴比伦城和亚述城，成为生态考古的先声。1926年K.Brayn研究了新墨西哥史前人类生活与现代沉积的关系，探讨了美国西南印第安人史前社会环境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左右，英国率先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F.E.Zeuner于30年代在伦敦考古研究院建立了环境考古部，迈出了环境考古学系统实践的第一步。生态学在这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从建立到框架化的发展。这个时期生态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基于“过程———适应”理论的分类，生态学建立起一个以不同地理区动植物关系为基础的框架，各种生物的多样性和分布都被考虑，并相关联，最终为食物链、食物网和生态位等生态学概念作出了定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与考古学看似是独立发展的两个单位，但实际上生物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了模范，这一时期生态学“过程———适应”的理论为以文化生态学为基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对下一时期考古学理论的转变有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