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影播放浅析

作者：刘广宇 单位：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引子

电影放映作为电影文化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而被关注，不仅因文化与传播的意识形态争霸的需要，而且在其现实性上，对于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化产业改革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同时，在学理的层面上，也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捕捉与电影构成互动关系的一切社会反应。“影片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它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生产和消费……电影或电影业并不只是一个东西，它的内涵肯定要比一组精选影片丰富得多。它是人类交流、企业实践、社会关系、技术潜能与技术体系的一套复杂的互相作用的系统。”

从本文的题目，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次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社会功能的梳理。它的主要目的并非要得出某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而是想去探究某种宏大叙事是如何可能并怎样进行的。因此，方法论的选择就至关重要。以一个内陆但并不偏远的农业大县——重庆市江津(县级)市，作为农村放映实证分析的样本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历史时期里，国家每一种政策的推行，总体上都是全局性的。那些直接建立在该(县)市农村放映发展基础上的材料表明，它的历史是与共和国农村放映的历程相同步的，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还成为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优秀单位，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的表彰。

农村电影放映——制度性安排

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电影的创作与放映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一方面是创作的萎缩、凋敝;另一方面则是放映的繁盛、喧腾。显然，电影在当时是被分裂了的。电影作为一种时代的政治传声筒，被顺理成章地纳入了一种制度性的放映实践里。正如许多农村问题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1979年以前的新中国乡村管理体制，基本上实施的是一种“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它的现实性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压力;它的理想性来自于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因而，新中国的政治动员一直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也正是在这样长的时间段里，农村电影的放映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记忆。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农村放映得到了党和政府始终如一的关怀与支持。“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电影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一个从管理到生产、经营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在电影局设立了电影放映管理处，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亦成立相应的各级机构……都是以行政化机制为依据和功能目标的，而市场效应和市场运行作为辅助手段，因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2而具体到农村放映的制度建设上，则主要又体现在队伍——从人员的选择、组建及工作制度的确定等均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600个流动放映队开始，到“文革”结束前，全国范围的农村流动放映队有近5万个之多。机构——只有放映权，而无财权和人事任免权。从20世纪60年代初，县一级的电影放映管理网站的成立，标志着电影放映的管理权力可直达国家最基层的管理单位。规模——随着放映队的增加而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国办队时期的跨区域式的流动放映，社办队、大队办时期的住乡式放映等，建立了几十万个放映点。政策——“普及放映”作为新中国30年党对农村放映政策性的指令，从未有所松动。考核——放映场次、观众人数、放映收入、发行收入等四大任务，更是作为对农村各级放映队考核的硬指标，成为人们努力的方向。发行——统一由省公司调度排片。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新中国有限的选择性的文化传播导向上，农村电影放映成为了国家宏大叙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政治动员

客观地说，电影这一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对解放之初的广大农民阶层而言，是相当陌生的。“从1908年外国商人在上海建起第一家电影院到1948年的40年间，全国只有596座电影院。解放前，观众一年最多不会超过2000万人次，当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谈不上电影消费”。3因此，当我们的党和政府要把这种形式的娱乐、教育、审美，以及政治与斗争，全部呈现于当时尚处文盲状态的多数农民的面前时，他们能看懂其中奥妙吗?首先语言接受就成问题。于是，至少让农民弄懂、弄明白其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人物性质的好坏，以及明确地判断出敌我双方的输赢结果等，应该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进一步，我们还要涉及到电影放映形式本身的问题。众所周知，电影放映不管是在影院，还是在露天，它总是给群体提供了聚集的机会。那么，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宣传是非常重要的事。何况在“文革”以前的中国，政治运动从来就未消停过。所以说，谈过去的农村放映，离开了宣传是成不了书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宣传是怎样一步步远离了电影放映的本身。

1.宣传主导——政治动员的策略之一。“重放映轻宣传”，是当时的上级领导对于部分农村放映队不重视宣传的较为严厉的批评。而随着形势的需要，政治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深化，体现在农村电影放映中的宣传，总的说来，有这样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是配合放映的。所谓做好“映前、映间、映后”的宣传，不过是对影片的预告、讲解和总结。虽然，一般来说肯定仍有其他的宣传任务，但当时对这种做法是加以限制的。“映前宣传应控制在15分钟(省文化局的规定)，但有的地方的干部却以此作为开会的机会……”4在这种配合影片的宣传中，讲解是最费精力的一件事。它基本上要把整个影片的对话，用当地的语言翻译一遍。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是以放映员的说唱灌输为主，并辅之以简单的幻灯。其主要目的是进行时事宣传，帮助群众看懂电影，配合影片对群众进行教育，普及知识，活跃气氛等。第二阶段：(主要在50年代后期到1966年以前)放映是配合宣传的。巩固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绝对领导权，回击各种反动势力的侵袭，成为这一时期农村放映的主题。在具体的操作中，江津县第二电影队有过这样的总结：“以《槐树庄》为中心进行放映宣传。首先，由宣传员从该片开初的几场的放映和设法找到的有关文字参考材料，很好地熟悉影片的内容，找出主题，分解各个镜头，编写具有思想性和贯穿阶级教育的映前快板和映间解说词初稿，再经过小队会议集中的专题研究，进行修改后定为影片映前介绍和映间解说的宣传底稿。在各点放映时，用制好的幻灯片紧密地配合。在映前认真地向群众进行影片主要人物的介绍……当影片将要完时……指出大家应从影片中学习到的东西和受到的教育……‘一心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好干部，郭大娘受到党的关怀和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热爱集体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是每个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好榜样……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只有听党的话，沿着党指引的合作化方向前进，才是唯一的幸福的光明大道’……”5其实，“土改”时《白毛女》的放映，许多地区就采用了这一形式，但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宣传放映，在配合“社教”及“四清”运动时，才达到了高潮。最典型的莫过于“三史(血泪史、翻身史、家庭史)教育”。基本上每个放映队都会在各自的放映点范围内，找到与要放映影片主题、人物相似的现实素材，并整理成各种形式的宣传材料(如刁家公社一大队支书王进初以及德感公社王良成的翻身史，高占公社宝珠大队支书黄国生的家庭史，吴滩公社插旗大队王海去的女扮男装20年的血泪史，九龙公社史等)。或进行映前的宣传介绍，或进行映后的现身说法，甚至有些地方在放映时，还要召开专门的控诉批判大会。电影放映被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所置换，作品欣赏、知识传播被宣传策略所消解。第三阶段：(1966年至1976年)围绕政治的宣传秀。如果说在第二阶段，宣传还能从影片里得到某些启发，并将之与现实相连。即它至少保持了人们对电影中的某些现实主义属性的尊重。而到了这一时期，老百姓能够看到的电影已越来越少。“在‘文革’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人民所能看到的电影只有‘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6重复放映大量出现，所以，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至于从中总结点什么，也变得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把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在我们的凡胎肉身里塑造成一尊尊神像;如何把影片中的那些道理，在我们心里镌刻为革命的金科玉律。这一造神运动，始于人们一次次看《毛主席第N次接见红卫兵》(新闻纪录片)。显然，仅电影中的那些事儿，说实在的，看多了，人们就会看一遍烦一遍。但老百姓为什么仍踊跃参加?其原因有，各级权利机构的宣传策略，意识形态的禁锢驱使，完成集体宣泄的游戏心态等。中影公司在1966年9月28日，给全国电影院、放映队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映好〈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等影片而努力》。其中对放映的明确指示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革命的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应当把上映这些影片，当作是一项极其光荣、极其重大的政治任务，当作一生最大的幸福。我们要以最大的政治热情来宣传放映好这些影片……宣传时要突出三点：1)通过宣传活动使广大的革命群众一定要永远相信党、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2)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3)毛主席身着军装的重大意义。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要抓党指挥下的枪杆子……最后，让我们共同为(该片)在全国上映，表示最热烈的欢呼和祝贺!祝贺映出完全胜利!”7看来，这已把电影放映提升到革命战略的高度来予以重视。所以，至此以后，我们才不会惊奇，这些放映的范围之广，动作之大，影响之深，在世界传播史上都堪称奇迹。这时的宣传形式，有一些较为突出的特征：层层发文，各级权力机构部署落实，电影放映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彩车游行，装饰放映环境，组织观看，免费放映，其情形就像过节一般。大规模、经常性地配合不同政治需要而出现的集中“汇映”(样板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尤其是样板戏的放映，还成为专门的政治任务，得到了特别的统计汇报。江津县对八个革命样板戏影片放映普及情况的统计显示：从1971年到1976年的6年间，已放映场次总计为3469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