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跨文化交际论文
作者：樊蓉 单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长期以来，对于跨文化交际始终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广义的跨文化交际通常被称为跨文化交流，其包括不同文化之间的各种接触及其影响。狭义的跨文化交际，是特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双方，尤其是面对面的交际过程。正如黑格尔在《环境决定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地球上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教育是伴随家庭的诞生而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它是一个人思想观念萌生和植根的起点，也是对一个人的人生成长和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因素。中西方国家由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生存条件、宗教信仰等不同，民族文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通过家庭教育的过程，对家庭成员所发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本文立足于从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冲突分析入手，试从中西文化差异中透视不同的因素影响，进而反思我国的家庭教育并就优化和改进家庭教育环境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理念的不同
崇尚儒家思想，重视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重集体轻个人的文化定势。西方文化以现代哲学为基础，普遍推崇个人主义，将个人的需要与利益放在首位。当然个人主义也强调协作与集体的重要，但其构建的集体结构仍然是松散的，所谓的重要是相对于个人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的，一旦个人利益遭到威胁，这种集体结构便将迅速瓦解。在集体主义的维度下，中国人更强调个人对集体和合作的重视，凝聚力以及对他人的关注。在电影《刮痧》中，两个孩子闹矛盾，男主人公当着美国友人的面打了自己孩子一巴掌，这本是中国人给他人面子的方式，却使美国友人疑惑不解，甚至认为他对儿子有暴力倾向，对孩子不关爱。面对他人的赞美，中国人通常表现出过分的谦虚与客气“哪里哪里？还有很多的不足”，而西方人则会用“谢谢”来表示对对方称赞以及对自己能力的肯定。在中国人眼里西方人这种面对他人称赞的坦然是一种自大，而西方人却觉得中国人有些做作。在跨文化交际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文化环境的差异，这都是与家庭教育的理念与方式紧密相连的。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中国，家庭教育最典型的方式是“先人后己”，孔融让梨的故事更是成为家庭教育的经典故事之一。对“大我”地位的强调使得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个人成绩的取得与他人的合作帮助是密不可分的，从某钟意义上说，能否与他人和谐相处已成为影响一个人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必备要素。对于这种传统教育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其消极作用的并存。从积极层面来看，这种家庭教育理念承载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民族精神，将团结、和谐、谦让、大公无私等道德传统落实到了衣食起居，渗透在了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中。以“孝”、“忠”、“义”为基本框架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得以代代传承，这是中国家庭教育值得尊敬的地方，它使被教育者，精神血肉更加饱满更充满人情。精神理念的传承如祖辈的血液，注入体内，温暖静默的流淌，散发出神圣的光辉，光与光，血脉与血脉的共通与交融形成了一股无法言喻难以抗拒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了携手共进的中国人，看到了众志成城强大的中华民族。当然，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并正确面对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集体的崇高自然带来自上而下的不可抗拒性。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强势扮演了子女行为的指挥者，在家庭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孩子自然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去行事去生活，久而久之，当其对集体的力量产生依赖或者对群体观念的顺从达到一定程度时，对自我需要的压抑相对自我力量的忽视自然也就会带来对个人创造与追求的漠视，这正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并值得重视的。
在西方国家，与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相反，西方人奉行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独立性。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自我意识占主导地位，个体明确自己的需求及目标，在情感上不依赖集体，在经济上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同时保有个人独立的信念与观点。他们认为成功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才是整个人生的主导。这也就决定了在以夫妻为主体的西方家庭中教育的目标明显不同于中国。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出于对孩子在成年后要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需要，也就决定了这种强调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培养的家庭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这种理念的家庭教育能极大地培养被教育者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家庭成员间更多的是自由相处，彼此尊重，相互肯定和共同面对目标。他们不会等待别人，依靠别人去取得成功，而是尽全力的去主动创造机会，把握机会，充满了进取意识与切实的行动力。这种独立性的存在烘托了个人的自信，成为了个人强大的支撑力，肯定自己，相信自己，懂得自己的需求并且尽力为自己去争取利益，这是作为个体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推手，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很值得肯定。然而，必须看到，一味地强调个人、功利、竞争、自我，会无形中导致被教育者在人际交往中过于直接甚至缺乏协作精神，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人际关系的淡漠，所以大部分西方人的交际群体显得十分狭窄且彼此缺乏关怀。而这反映在情感上则更加冷漠，孩子成年后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不赡养父母，与父母的来往甚少，失去了亲情上的仰望与家庭的凝聚力，当这种理念继续循环于夫妻间的关系时，过于理性与彼此行为的过大空间注定了情感关系的不稳定，这未尝不是西方家庭教育的一种缺失。
二、“求稳“与“求变”思维行为方式的差异
“天人合一”思想将稳定、和谐常态于中国人理想的状态中，对规律的顺从和对自然的尊重，决定了“不变”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支柱。中国人希望“一切稳定”，“生活平静”，在稳定中寻求发展。而西方人需要通过变化来寻求发展，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秩序更喜欢突破，力求通过变化来创新，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求稳更像是在偷懒，不思进取。在西方人心目中，传统的思想、家庭、经济、背景都成不了束缚，求变才能挖掘出自身的潜力，只有不断的满足自我的需求才能带来更多的成就，进而达到成功。中国人的家庭本身就是以求稳为核心的，“平安是福”，“平平淡淡才是真”，这种对生活平和的姿态，中国家庭通过言传身教的感染力，以无意识的教育方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受教育者更加关注抓住眼前，珍惜拥有的，追求对任何事物的稳固感上升为一种安全感并以此作为心理需求的必须品。在他们看来变化必须是建立在现有的不缺失的前提下，否则，这种变化便被否定，这也是中国家庭对被教育者传递的一种价值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这种求稳中充满了智慧。所谓的求稳并不意味的一成不变，我们的变不是不计后果的，而是更加注重对机遇的观察与判断，我们的突破与创新也在层出不穷，否则，中华民族也难以延续至今。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家庭教育里过分的经验论在得到被教育者的应证后，这种”经验论瘾”就开始腐蚀被教育者的心智与筋骨，由此带来的依赖性和对自己的怀疑与否定，必然使一部分人被传统与常规所束缚，生怕功亏一篑。“爬的越高摔的越重”，这便是一种中国式的怯懦，从头再来的勇气与豪迈，成了一种被仰望的巨人式的神话，更多人选择的是守住现有的，这就是保本论。西方人的家庭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架构，子女与父母生活的模式在他们成年后便被打破，他们离开家去独自生活独自面对一切，这就必须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西方的家庭教育让子女在幼年就明确自己的方向，培养他们以自己的需求为动力，一切通过个人的行动去满足需求的能力，而这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变”。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西方的家庭里，子女不需要赡养父母、父母也不需要为子女的未来过多盘算，个体完全可以无负担的去过自己的生活。这种”无负担”相对中国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体系与其面临的责任是何其洒脱，即使失败，其辐射的面也是狭窄的，所以对西方人而言，只需要考虑自己的需求，不计成败的去尝试，是有其客观条件支持的。这种活跃的尝试自然使个体充满激情与进取心，这种活力纯粹源于个人，个体的活跃必然也会刺激社会整体的迅猛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由此引发的经济泡沫和巨大的社会后果，也必须由社会和个人共同去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