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在电影文化的价值

作者：史博公 颜汇成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之一，在中国电影提升水准、拓展类型、壮大产业、享誉世界等诸多方面，都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从20世纪早期的《定军山》《火烧红莲寺》等影片，到中后期的黄飞鸿系列片、李小龙及成龙作品，再到荣膺戛纳技术大奖的《侠女》，以及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卧虎藏龙》，可以说，华语电影的几次重大突破都曾受益于中华武术。更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在西方电影中也时常能看到武术的风采。那么，电影何以对武术如此热衷?武术在电影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上又有哪些功能呢?

一、武术关联诸多民俗事项，能明显增强电影之民族气韵

武术是植根于华夏文明广袤土壤之中的奇葩，无论是大象无形、大方无禺的“内功”，还是形象直观、刚柔并济的“外功”，任何武术行为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与其他民俗文化因素总会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体现于电影中的武术行为同样如此。事实上，电影中的“武打”场面并不单纯局限于武术范畴，而是在“练”与“打”的过程和方式中，融合了大量乡土礼仪、岁时节日、南北民居、亭台楼阁、琴棋书画、戏剧舞蹈、杂技马戏、神话小说以及民间服饰等“非武术”元素，这样就把一次次剑拔弩张的“武术搏斗”，烘托、衍化成了一场场美轮美奂的的综合表演，不仅使电影中的视听形象异彩纷呈，而且包容了更加丰厚的文化底蕴。如《黄飞鸿》系列影片中的“舞狮”场面，就兼有武术、杂技、民间音乐、传统服饰与岁时节日等诸多文化信息。再如影片《英雄》更是将书法、古琴、服饰、戏曲、建筑，乃至“意念”等多种文化元素，有机整合到了一个以武犯禁的“刺秦”故事中，从而相当完美地、多侧面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此外，电影中的“武术场面”还有一定的心理、情感询唤功能。在影片《醉拳》中，师傅传授给徒弟一套名曰“醉八仙”的醉拳(以传说中的“八仙”命名的八个套路)。显然，这个情节不仅使影片变得更加有趣，而且还能让观众联想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传说，以及蕴含其中的诸多民间故事与传统情怀……在影片《少林寺》中，有一段主人公苦练“梅花桩”的场面。可以说，“梅花桩”在这里既是一种练武的设施，也是一种品格的象征———梅花素有“国花”之誉，代表着民族精神;此外，其傲雪怒放的秉性还寄寓着逆境成长的不屈性格。编导在影片中作这样的情境设置堪称用心良苦、意味深长。此外，影片中那一系列构图精美、虚实相间的画面，也散发着中国画般的审美意趣。

可见，当银幕上呈现出某种武术行为时，往往也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同时展示着其他民俗事项，这样就形成了“复合效应”———从直观感受和心理联想两个层面，共同作用于观众的情感，从而使电影所负载的民族意味显得更加蕴藉饱满。武术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民俗，还一向贯穿着惩恶扬善、济世救民的道德情怀与侠义精神，负载这种“价值内核”的民间传奇故事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可以说，“传奇故事”让人流连忘返、欲罢不能;“侠义情怀”叫人心向往之、境界提升———而这两者都是电影赖以凝聚观众的重要因素，加之武术还有与生俱来的视听魅力，因此任何一个与“武”或“侠”有关的故事，都能被改编为雅俗共赏的影片。例如，《水浒传》《今古奇观》《江湖奇侠传》等小说，以及围绕花木兰、梁红玉、黄飞鸿、霍元甲等武林志士所演绎的大量民间传说，还有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几位当代武侠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曾多次被改编为热门影片。史博公颜汇成:论武术在电影文化构建与传播中的功能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武术以及由此衍生的“武侠文化”，总与“英雄气象”结伴而行，把这些元素整合运用于电影，无疑能够充分迎合大众的“英雄崇拜”心理，这也是让电影乐此不疲的另一重要原因。进一步来看，那些侠肝义胆、替天行道的英雄所负载的，正是一种匡扶正义的普世情怀，因而此类影片在世界各地都会大受激赏。事实上，《王氏四侠》(1927)、《木兰从军》(1938)、《黄河大侠》(1987)等影片，正是以一个又一个舍生忘死、护佑众生的英雄形象，一桩又一桩痛快淋漓、善恶必报的银幕传奇，满足了一批又一批观众的豪杰梦想，“武侠功夫片”也据此赢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语境。

二、武术融汇着丰沛的传统理念，能充分彰显电影之民族品格

传统武术文化蕴含着深邃的古代思想精华，对此进行深入挖掘与恰当呈现，显然十分有利于提升电影的精神品位、增强其民族风格。武术以攻防格斗的动作为主体形态、以套路为基本单位，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创造积累起来的一种传统文化，它融汇了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儒、道、佛等多元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思想，被视为“国粹”之一。阴阳五行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其中，“阴阳离合”(《内经》)观念是武术技击理论和方法的核心，由此衍生的刚柔、虚实、动静等阴阳关系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机制，在大多数拳术或器械套路中都有运用。“五行”观念则进一步认为:所有事物相互间都存在着相生相克、互利互害的可能。这些理念使武术活动注重刚柔相济、内外呼应、动静结合、虚实相生，丰富完善了武术技法和理论体系。儒家文化认为:要实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政治抱负，就应重视武艺军旅之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些学说让统治者十分受用，因此也极大推动了技击武术之拓展。此外，儒家讲求的“仁、义、礼、智、信”以及经世致用等哲学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武术的伦理价值观。

道家哲学对武术的指导更为具体。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若此则可“致虚积”“守静驾”。进而，便能够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是至坚”(老子《道德经》第43章)……显然，在太极拳等项目中所强调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慢制快等理念，无疑直接体现了老子思想。庄子主张“夫大道不称……大勇不忮”(《庄子•齐物论》)，由此指出了武术的至高境界———摆脱招式、技能与器械束缚，追求一种心胸开阔、至刚至大的精神境界。当然，对武术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佛教。相传，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华后首创了“少林拳”，在此基础上，原先散落各地的拳术、散打、器械和功法，才逐步衍生为少林、武当等多种武术流派，并最终形成了“中华武术体系”，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才得以奠定。佛门武术讲求五戒十善、恩威并济、悲智双运———既要有慈悲的摄受，也要有武力的折服，如此才能捍卫公理、伸张正义。显然，佛教给武术注入了慈悲、智慧、勇敢等理念，升华了武术的精神，制约了利用武术去争强斗狠的恶劣倾向。可见，我国武术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蓄积、负载了大量精辟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武术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浸染着浓郁的民族精神与气质。因此，在那些采用了武术元素的影片中，便常常呈现出鲜明的中华风范。此外，武术活动在传播传统思想观念时，很少直接诉诸赤裸的教化或灌输，而是将思想观念的传播蕴含在武术行为当中，让习武者在演练或交锋中去顿悟、领教其精髓。武术这种传达理念的方式，显然很符合电影创作的艺术规律———让观众通过观看银幕故事去感受微言大义，《侠女》(1971)、《少林寺》(1982)、《武当》(1983)、《推手》(1991)、《卧虎藏龙》(2000)等影片都属此类杰作。可见，武术在赋予电影视听奇观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电影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