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电影文化论文
作者：周冰 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近几年，以革命为题材或背景的革命电影呈现出少有的繁荣迹象，一大批制作精良的影片得到上映，如《集结号》、《南京！南京！》、《建国大业》、《天安门》、《斗牛》、《沂蒙六姐妹》、《铁人》、《风声》等等。影视中现代性元素的考虑与运用，不仅使它们获得了“喜闻乐见”的受众效果，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合谋。然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些热映的革命电影中，革命记忆却以某种“异质性”的方式呈现着，它们不再完全崇高，相反，革命叙述似乎在有意暴露着自身的污渍与不合理。如果说在50—70年代有关革命的影像还是一种“卫生化”，80年代是“告别革命”的悲情叙述，90年代是革命的怀旧，那么现在，革命记忆的传达则是正反合和的互渗，革命的正面与负面矛盾性地统一在影像文本内，召唤着红色的集体革命记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这种记忆差异性呈现？在它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玄机？
一、记忆断裂与回忆弥合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及“告别革命”的呼声中，“中国人文思想界的主导潮流是对50—70年代（即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思想的批判”，“‘现代化’意识形态”成为此后的普遍“共识”。（1）批判的兴起与共识的获得使得现代化重新崛起，可与此同时，广义的革命文化却遭到了否定与掩埋。然而，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维度，早期的革命与建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与意义。这种人为割裂历史的做法造成了历史与记忆的断裂，也形成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无根性”，似乎它们凭空而来。康纳顿曾经指出，“作为记忆本身，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2）记忆的断裂使得人们无法回溯自我产生的部分历史，导致“前现代”共同记忆的缺失，进而影响到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90年代应运而生的主旋律影视，试图重建革命史的合法性，弥合被割裂的历史与记忆，但是由于它刻板的说教而遭到受众拒绝，只能在市场边缘游走而无法真正实现其功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年代惯常运用的策略与手段——革命回忆受到了主旋律与市场的青睐。众所周知，早期革命中的“忆苦思甜”或“回忆革命史”等往往通过让革命者展示革命记忆，对接触革命者的记忆进行回溯与修正，进而将之重构，以便确证革命的合法与合理性。“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如《红灯记》中“痛陈革命家史”就是以人物诉说的方式将革命记忆展现出来，在敌人与革命者的对比中，对聆听者的记忆施加影响，将之导向革命的道路。站在历史与记忆的断裂处，这一手法显示出了它的巨大价值与意义，它不仅能够重建已经被异化的革命文化形象，而且也能够对接革命记忆与现代化建设的裂痕，增强现有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一批早期热播的电视剧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狼毒花》等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段。而在当前热映的革命电影中，通过对革命记忆进行美学再造来实现记忆的价值指向，弥合历史记忆的断裂，也正是其基本的叙述策略。
可以看到，从《色•戒》中因抗战而诱发的谋杀与情欲，到《沂蒙六姐妹》中解放战争带来的“美丽守候”，再到《天安门》中“小人物”为“建国大业”的操劳，直至《铁人》中建设祖国的“铁人”精神等，这些电影在取材上都直接返回历史，利用革命年代的政治话语、事件、经验等，释放革命记忆，带有浓厚的回忆色彩。它们往往以“向后看”的回溯姿态，唤醒沉睡的历史，唤起人们的共同历史感知。在这些电影中，革命以极其现代性的面目呈现，如《色•戒》中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的阴谋、爱情、性等，或者如《风声》中对谍战、心理的运用等，有的甚至还表现出“娱乐革命”的倾向，如《斗牛》中人与牛之间的悲喜剧，它们改写了革命僵硬的面孔，在保证革命本色不变的情况下，从“分裂”的层面使革命走向了多元化展示。但是，这些现代性的精神、情感、娱乐等元素在电影中并不独立存在，它们受革命记忆的调度与支配，实际上成了革命历史的一种现代性表达，电影也变为不同于历史实录的另一种革命“回忆录”。从某种程度上说，热映的这些革命电影通过将革命与现代性元素的夹杂，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共谋。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弥合了断裂的记忆；另一方面，市场也成功地将主流意识形态装扮在现代性的背后，在确保主旋律的情况下实现了影片的商业价值。于是，在影音世界中，历史以图像语言的方式获得了再生，记忆时间作为“绵延的流”得到了接续，完整的革命历史感也得到了呈现。
二、暴露伤口与创伤净化
从记忆出发，这些革命电影讲述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故事，弥合了断裂，构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前史，有力地确证了现有社会秩序的合理与合法性。然而，在利用革命回忆弥合断裂时，它们似乎并不回避革命的血污与不合理，这与之前主旋律影视有关革命讲述中的“卫生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对这一差异性呈现进行考察，我们感到这是一种深层次的讲述革命记忆的方式，而其策略也更为深远。在早期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中，往往通过强调战争的“崇高”来超越其“创伤”，从而将个体痛苦导向一种“崇高”遮蔽。然而，冯小刚的《集结号》对革命战争的记忆呈现却采取了另类的讲述方式，他在叙述战争惨烈性的同时，加入了战争的创伤记忆。该部影片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描写战争，突出战争的惨烈以及个人英雄主义；后半部分讲述战争幸存的“小人物”谷子地为战友洗刷“沉冤”，恢复烈士身份的故事。前后两部分形成张力性结构，战争越是残酷，越能突出个人英雄主义，而后半部分“烈士”身份的追寻与确认也就越有力度。
但是与其说它讲述了一位战斗英雄的故事，不如说它讲述了一位战斗英雄如何面对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为被遗忘的英雄恢复身份名誉的故事。《集结号》通过谷子地锲而不舍为战友恢复名誉的过程，将战争的创伤性记忆直呈在观众面前，让人们感受到大历史对“小人物”吞噬的残酷性，影片因此而有了批判性的力度。但是，对革命创伤的揭示只是“反”的层面，主流意识形态以“你们受委屈了”的愧疚与追认，很快就将这种“反”导入了“正”，使得这些被遗忘的英雄获得了不朽的“丰碑”，而战场上从没有吹起的集结号也在墓碑前奏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集结号》虽然突出了革命战争异质性的精神创伤，但同时它通过对创伤净化实现了对革命战争的重新认同和体谅。于是，在暴露与净化中，革命记忆改写了僵硬的崇高面孔，以更为完满的形态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