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经济学教育论文
本文作者：张彦 卞新宏 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系 中共江苏省溧水县党校
近来,在诸媒体上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知识经济”。实际上知识经济并非什么新名词,自从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一书中提出服务经济的概念之后,“信息经济”、“智力经济”、“高技术经济”等一系列名词便接踵而至。如果我们关注这些变化,并对正在形成的第四产业略有所知,我们就不会对这场知识经济的讨论感到突然。当今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因而知识经济的时代实际上已经悄然降临。
知识经济的来临,实在给我们教育界以太多的思考和启迪,人是创造价值的根本力量,造就知识经济就必须从价值的源头做起。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以人力资源为第一要素。人力资源与作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心资源的物质和能源不同,它以智力、知识、信息为基础,是可自行更新的无形资源,人力资源与教育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先驱者,1960年他作了一个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著名讲演,明确指出,过去将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物质资本的形成和劳动力的增加,殊不知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即人力资本的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而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是向教育投资。但应该指出的是,人力资源作为知识经济的中心资源,它不由人口数量所定,而决定于人口质量。
人力资源更准确地应理解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受过良好教育,能够胜任创造性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人口及自然资源均占世界的大多数而人力资本却相当匮乏。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人口素质的差距,也就是知识的差距。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要将大量从事简单生产的廉价劳动力转变为掌握现代知识的人力资本,教育是根本的途径,教育的社会功能就是源源不断地形成人力资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拉特把教育列为第四产业,并且将其列入直接创造、处理、分配和使用信息的第一信息部门。
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总的来说,我国的学校教育对基础的强调已过分到不合时宜的地步。面对信息时代几乎无限的知识总体,我们的学生要没完没了的背诵、记忆,学得很苦、很累。但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却不具备良好的判断力、表现力和创造力,更不具备走上社会后创新和创业的本领,知识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剧增。如前所述,人力资本不是指只能从事重复性劳动的廉价劳动力。在此,没有什么比培养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了,因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已刻不容缓。我们的教育要使学生能够并善于加工、处理、使用和创造信息;能够并善于自己从无限的知识系统中提取自己所需的知识。而从更大的方面看,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在很大程序上依赖于其国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这是一个大趋势。
发展知识经济固然离不开学校教育,但学校教育是否就足以使一个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呢?答案是否定的。知识经济还确立了终身教育的必要性。在一个知识和信息急剧增长的时代,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知识老化的周期缩短,一个人在校学习只能获得需用知识的10%左右,而其余90%的知识都要在工作中通过不断学习来获取。因此,“一次教育”的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终身教育”。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必须改变政策,促进“终身教育”的风尚,这种风尚是使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在信息和知识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中保持竞争能力所必须的。终身教育的主张有两个主要内容:使成年人一生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要改变传统的学校制度,以适应人们在一生中都需要经常出入“学校”这个事实。这两方面内容结合在一起就是终身教育。
现在许多国家都把终身教育纳入政府和企业管理,成为政府行政领导和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目前在法国,政府在这方面支付的经费约为全国教育经费的25%,而企业在这方面的开支则为职工工资总额的10%左右。美国每年接受继续教育的工程师人数约占全美工程师总人数的15%,工程师人均教育费用每年超过3000美元。现在不少国家还以法律形式确保终身教育的实施和发展。例如,加拿大的教育法规定,受过大学教育的科技人员的知识在不长时间内会产生落伍现象,有关企业必须制定继续教育方案,报国家教育部审批。该法案还明确指出参加继续教育每年可免去50个工作日,离职学习进修期间企业仍照常支付工资。
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更提出了不同一般的要求,这是指在大学一定要做好两篇大文章:培养人才和服务经济。对“知识经济”的看法,现在许多人都强调知识,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其落脚点是经济。知识经济必定意味着教育和经济的紧密结合。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关门搞科研的状况至今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现在世界上许多一流大学,如美国的斯坦福、英国的剑桥,周围都有依托其知识密集优势而建立起来的高新技术园区,大学教授走出校门办公司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
这和我们的学者安于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形成鲜明对照。1997年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在谈到中国的教育问题时指出:“斯坦福大学的很多教授,包括一些学生都在公司里兼职,‘硅谷’里最著名的一些公司都是斯坦福大学的人创办的,如惠普公司、仙量公司等。”他建议,中国要鼓励大学与工作部门合作,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这是非常中肯的意见。“科教兴国”最后一定要落实到兴国上,否则,如果我们的科研还只是到发表论文或获奖为止,光开花不结果,脱离经济的科教能够兴国吗?由此看来,一个国家要走在世界的前列,不仅在于有没有教育,而且在于有什么样的教育,以及把人教育成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