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生态经济协同效应的想法

作者：朱鹏颐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协同效应原本为一种物理化学现象，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分相加或调配在一起，所产生的作用大于各种组分单独应用时作用的总和。经济协同效应是指企业兼并后的总体效益要大于两个独立企业效益的算术和。协同学认为:开放系统通过内部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可形成有序结构，使分散甚至相互抵触的成分转变成有序的整体合力，并形成整体功能，而这种整体功能所具有某种全新的性质是在子系统层次中不具备的。其中心思想主要是用系统论的方法，以全局视角，对系统内各层次、各种要素进行统筹考虑，适时调整，使其间关系和谐，从而产生整体增效。生态经济系统包括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平衡关系。经济系统以利润作为衡量行为是否理性的唯一标准，所以经济效益主要涉及目前和局部利益;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关系到宏观与长远利益。经济价值标准与生态价值标准之间存在明显冲突。随着经济系统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与环境的不平衡关系也日益激化。生态经济建设正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协同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形成经济布局合理、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并通过生态链引发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形成循环型社会，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可见，协同效应是生态经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经济建设重点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经济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取得新的进展;同时生态经济学研究也不断发展，由定性分析开始向定量分析转化，由规范分析转化为实证分析，由均衡分析转化为边际分析。然而我国生态经济建设和研究尚属起始阶段，协同效应应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方面表现为不协同现象。本文基于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现状，从理论方法和实践运行两个方面，提出强化生态经济系统协同效应的看法。

一、生态经济系统中两个子系统间的协同

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与经济两个子系统间的协同，表现为生态系统不断地向经济系统输入物质和能量，而又消化和处理经济系统产生的各种产物，它既构成了经济系统的基础，又制约着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经济系统的运行通过各种方式反馈作用于生态系统。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构成复杂过程。其关键技术在于调控系统内各组分间紧密配合，高度组织化，和谐有序，协同运行。

历史上只求经济发展，忽视生态效益，造成系统运行不协同，已给我们惨痛的教训;反之，只考虑生态效益而忽略经济效益又会造成另一种不协同。于是许多学者致力于两个系统的协同效应研究。一种想法打算应用定量方法探究其最佳协同点，这就得从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评估方法起步。经济效益评估已有常规的方法，于是计算生态效益的创新方法成为研究的热点。Costanza曾尝试评估全球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结果得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33万亿美元，而当年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8万亿美元，生态价值远超经济价值，这一成果显示评估生态效益的重要性。由于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多面性，因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也具有多价值性。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各种的评价方法。但归纳起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可分两类:一是替代市场技术，它以“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评价方法分多种，其中有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二是模拟市场技术，又称假设市场技术，它以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表达，其评价方法只有一种，即条件价值法。但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现行的许多评估的方法都不甚成熟，亟待科技创新，寻求一个大众公认的、可信的生态效益评估方法。只有评估生态效益找到合适的方法，探究生态经济系统内各要素的定量协同关系才可能起步。再者要探求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最佳协同点。尽管生态经济系统内组分十分复杂，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又是多变的，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研究难度很大，然而探求一种能够客观、真实、准确并易操作的协同定量评价方法还是成为研究的热点。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两点:设计测定系统协同状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建立反映协同程度的协调度函数。但是从众多可选的指标中，选择能很好表现系统运行状态的指标是较难把握的难题，许多学者基于区域自然和社会的特征，充分考虑资料的可获得性、研究尺度的大小、研究范围的大小、研究精度等要求，对众多的指标进行测算、比较、分析和论证，力图找出影响系统协同运行的主导因子，试图建立相对全面、相对科学的指标体系。现在已有很多研究报导，想法各异，尚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成熟意见。同样情况，协调度函数的研究，也有十多种思路，出现许多争议。总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性测度尚在探索中，应作为前沿技术，依靠科技创新的支撑，继续深入研究，才可能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笔者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以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环境安全为准则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对福建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这一方法可以将许多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层次进行逐步分析比较，解决了大系统中多层次、多目标的决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的提高，主要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在发挥作用，而资源、环境等生态因素处于滞后状态。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推动作用，却因资源、环境等生态因素的滞后，导致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增长缓慢。为此提出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3R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对传统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增长模式进行根本变革，以求得经济与资源、环境子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协同状态。据此，可以认为发展农业生态经济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践行生态建设与富农增收协同发展的方针。

二、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出版的生态经济学论著，只注重把生态环境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却没有把知识经济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生态经济同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发展的关系，揭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生态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场攻坚战。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可以有效地把握经济增长的量与度，处理好经济适度增长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将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内涵融入生态系统之中，有利于两大系统结构的内在性调整，并促使其发生质变。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可以促进资源加工利用长链化与精细化，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和产品品质，大幅度地节约自然资源，降低资金投入与劳动成本，实现自然资源的有序供给。我国工农业的资源消耗都很大，按2000年汇率计算，我国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和0．43倍。仅仅将我国的能耗降低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我国现有的能源使用就可以使我国的GDP水平再增长一倍。我国粮食产后总损失率在15%以上，大大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5%标准，仅此一项损失就相当于近20年来我国年均净进口粮食的近6倍。通过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突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技术瓶颈，构建节约资源的技术支撑体系，建立以节水节地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可以改变高消耗资源为节约利用资源，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高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