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环境障碍及解决途径

作者：张能全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得到逐步强化，全社会正在形成尊重法治与自觉守法的良好风尚。但毋庸讳言，我国法治水平还处在较低层次，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彰显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等级特权观念与集权思想意识还在一定社会层面存在。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尽管刑事诉讼法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司法改革与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持续推进，但由于刑事司法整体权力配置未作任何调整，加之配套制度未能全面建立，刑事诉讼中的老问题在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形成，检察官对刑事程序控制程度加强，合议法庭受控方左右甚至被支配现象时隐时现;被告人的主体地位与辩护权利在复印件模式下更加恶化;程序的正当性仍然严重不足，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未得到根本改变。［1］这既与刑事司法系统诸要素结构功能缺损密切相关，更与其外部环境条件缺失不无联系。本文尝试全面分析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障碍，提出破解具体举措，旨在开辟中国刑事程序法治的全新改革道路，最终通过刑事程序法治全面推进国家法治，从而增进人民幸福，拓展人民权利，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平正义在刑事司法领域内全面实现。

一、刑事程序法治的普遍价值及中国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简要回顾

刑事程序法治是国家法治的核心领域与关键环节，刑事诉讼作为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严重冲突的法律机制，必然关涉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因为它是以发现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司法活动，通过对罪犯的必要惩戒达到消除其再犯可能性，警示社会其他公民并保障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为目的。但是，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是所有法律制度的最高目的和最终价值取向，维护社会秩序是必要的，但不得随意剥夺公民个人人权。“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P4)

况且，社会是由所有公民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保障又构成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个人基本人权被侵犯将直接危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鉴于公共权力扩张和滥用的高度危险性，在惩罚犯罪的同时，更有必要预防与遏制公共权力对于公民人权的侵犯，有必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分解以实现相互制衡成为国家刑事司法运作的重中之重，刑事裁判也由此构成公民人权保障的最后制度屏障。刑事司法理性运作直接关系着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与公民个人权益保障等重大问题，其解决严重争端的基本方式决定了对于公民人权处分的严重性与广泛性，刑事司法运作正当性水平成为了衡量刑事法治乃至国家法治的根本标志。而且，刑事司法本身处于国家活动的核心区域，刑事程序法治由此构成国家法治的关键环节。刑事程序作为规定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与人推进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规范和步骤程式，其制定和实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故而必须对刑事司法行为进行严格的程序规制与严密的司法控制，刑事诉讼法的动态宪法特征正是由此而决定的。从西方主要国家法治历程可以十分清晰地判断刑事程序的发展演变俨然构成了国家制度发展的主旋律，从最早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到现代《联合国宪章》乃至今天完整的国际人权法体系可以看到一根鲜明的红线，那就是刑事程序正当化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兴衰更替，贯穿于社会制度从神治模式经人治模式最终发展到法治模式的漫长历程。难怪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感叹到，“刑事程序的历史，清楚地反映出国家观念从封建国家经过专制国家，直到宪政国家的发展转变过程。”［3］(P143)

中国法治进程肇始于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我中华民族之际，亡国灭种的危险迫使国人变法图强，思想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探索风起云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创立的“中华民国”吸收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理论，创设了五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新型司法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有效辩护、自由心证等现代刑事诉讼诸原则，民国历届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法律制度近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总结继承了革命根据地时期刑事司法基本经验，确认和肯定了诸多现代刑事诉讼的思想、原理与制度，推动了刑事诉讼制度的继续发展。但是在5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发展阶段，乃至“十年动乱”时期全面陷入停顿。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颁布刑事法律之后，刑事司法才逐渐做到有法可依，国家及社会生活也才走上法制轨道。但由于法治文化根基比较薄弱，立法技术欠缺，该阶段刑事司法着重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而突出严厉打击犯罪，公民人权保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受前苏联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理论的片面理解，相当时期比较强调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政策是法律的灵魂等传统思想理论，严打刑事政策也一度成为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最高准则。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国际交流的不断增多，保障人权与国家法治日益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并最终入驻国家宪法，刑事司法如何实现在有效惩罚犯罪的同时保障人权，这个制度根本问题就必然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1996年刑事诉讼法与1997年刑法相继修改标志着中国刑事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刑事法典相继完善反映了国家法治的根本诉求，表达了人们对刑事司法公正所寄予的热切期盼。当然，从中国法治道路的百年追求来看，中国对于法治道路的认识探索与西方国家有相当差异:西方国家属于自觉主动选择，有学者就指出，西方宪政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是传统发展不期而至的产物。［4］(P61)中国则是不自觉被迫选择，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政像我国的这么多灾多难。那就是，在国难重重中酝酿和准备宪政，在炮火下制定和实行宪法。［5］(P279)很大程度上，西方国家将法治看作实现公民人权的唯一手段;中国则将法治看做是国家与民族强盛的必经之路。这一关键结点不可忽视，因为国家法治宏观大环境恰恰决定和影响着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的自身面貌与具体状况，国家法治的工具色彩必将深刻作用于刑事程序法治的微观结构。

二、中国刑事程序法治的社会生态环境障碍